梅羅維茨提出，電子媒介“使得曾經各不相同的社會場景相互交叉”。以前我們會有階級權力等級等的劃分，是因為不同群體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場景，有著不同的生活經歷，而現在，“場景相互交叉”了，這勢必引起社會舞臺與社會行為的重組，產生三大社會現象，即“兒童與成人概念的模糊，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概念的融合，政治英雄與普通市民的等同”。

首先來看第一個現象。兒童與成人概念的模糊所導致的界限消失，與一種童年界定物密切相關，它就是：秘密。梅羅維茨認為電視是“秘密展示機”（secret-exposingmachine），不僅排除了童年與成年社會中的重大差別，讓孩子暴露在各種圖像和信息面前，呈現人類歷史上與時共存的暴力、愚蠢、紛爭、煩惱、人體上生老病死的弱點，因而提早瓦解了兒童的天真童稚；而且，它還讓孩子們知道了所有秘密中最大的秘密，即“關於秘密的秘密”。

波茲曼說，直到最近，兒童與成人最重要的區別是，成人擁有某些兒童不宜知道的訊息。當兒童漸漸長大，我們按發展階段逐步透露這些秘密，例如很多父母都難以啟齒的“性啟蒙”就是其中很大的一個秘密。

波茲曼強調：“我同時也不是說兒童在早年時，對成人世界的東西是全然無知的。我只是說，自中古世紀以降，只有活在當代社會的兒童才會知道這麽多成人世界的秘密。⋯⋯當他們有機會去接觸過去潛藏於成人世界的訊息時，這些兒童就已經被逐出兒童世界了。”

在這種情況下，就連兒童的好奇心也沒有存在的必要。波茲曼認為，好奇心只有在兒童的世界與成人的世界有所區隔時才會出現，兒童必須要通過發問，尋找進入大人世界的途徑。而現在，兒童根本無須問任何問題，就被塞滿一大堆答案。

伴隨著兒童的天真和好奇心的瓦解的，是成人權威的下降。這個下降系基於父母監控能力的下降。在電視出現之前，父母可以掌握他們的孩子正在閱讀的東西，通過書籍和印刷媒介,成年人可以隱藏許多不容孩子們目睹的殘酷現實,或者至少可以對於他們何時獲得這些知識實施某種控制。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們可以閱讀的東西隨之增多，他們由此得以逐步對成人的問題展開探索。電視則不僅在監控上困難得多，而且，過早將成人生活的後臺打開給孩子看。梅羅維茨認為，正是為此孩子們喜歡電視，因為它能“延展自身的經驗”。

哀嘆電視讓我們“娛樂至死”的波茲曼，同時還寫過一本書《童年的消逝》，這並非偶然。波茲曼把電視視為令童年不再的罪魁禍首。他總結道，電視以三種方式，徹底腐蝕了兒童與成人之間的區分線。這三種方式皆同電視無分別的可接近性相關：首先，電視不要求其觀眾學習才能捕捉它的形式；第二，電視不要求觀眾具備復雜的心智和行為；第三，電視也不會對觀眾進行分類、區隔。電視呈現信息的方式，是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觀看它，所以，電視根本不管觀眾是成人還是兒童。由此，電子媒介根本無法禁止任何秘密。只要沒有秘密，當然，童年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眾所周知，波茲曼在反對電子媒介的同時，對印刷媒介給予近乎盲目的禮贊。而童年的生發，竟也同印刷媒介息息相關。波茲曼指出，“童年”的概念直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才被提出，而在這之前的中世紀，“童年”是不存在的。由於15世紀中葉印刷術的發明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符號世界，這個符號世界要求兒童作為一種社會角色與成人相分離，因此兒童便從成人的世界中被驅逐出來了。

波茲曼認為印刷品對人類非常重要。他說，印刷品有效地創造出我們的現代個體（individuality）觀念；而且，正是這種“被強化的自我感”導致了“童年的綻放”。印刷品要求讀者必須先花一段時間訓練其讀寫能力，結果隨後就有了學校的發明，來控制兒童的“旺盛精力”，並培養他們“安靜、靜止、沈思，以及對於身體功能的精確調節”。“自從有了印刷術，未成年人必須通過學習識字、進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變成成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接受教育。”

印刷術創造了“成年”（adulthood）的新定義，成年人指有能力閱讀的人，相對的，兒童則指缺乏閱讀能力的人。波茲曼說：“簡單而言，有知識的人類（LiterateMan）已經誕生了。⋯⋯當印刷術開始出現，促使成年人的世界出現嶄新的面貌；從此，‘成年期’必須靠個人努力爭取，它是一個象征性的，而非生物性的成就；從此，年輕人必須經由學習，進入印刷品的世界，才能成為‘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