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旭東·電子媒介類型及電視文化 (18)

§§§第一節文學經典的當代危機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的《為什麽讀經典》在譯林出版社出版後,受到了不少讀者的喜愛,這位偉大的作家對西方文學經典的解讀確實令人嘆服。他在書的開篇《我們為什麽讀經典》中提出了十四個對“經典”的定義,也令人深思。如他認為:“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對讀過並喜愛它們的人構成一種寶貴的經驗;但是對那些保留這個機會,等到享受它們的最佳狀態來臨時才閱讀它們的人,它們也仍然是一種豐富的經驗。”“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像初讀一樣帶來發現的書。”等等。卡爾維諾對經典的定義主要是從閱讀的角度來闡述的,作為一位偉大的作家、天才的鑒賞家,他對經典的感悟應該說是比較準確的,事實上,中外文學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們確有常讀常新、散發永久魅力的一面。

其實,對文學經典的定義一直是有爭議的,西方學者在討論文學經典的構成時,一個普遍的觀點是,經典是被精選出來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價值,用與教育,而且起到了為文學批評提供參照系的作用。在中國學術界,關於經典的討論中,人們也普遍地認為“經典往往代表了某一個文學時期最高成就,並且是其他作品競相仿效的對象、依據和奮鬥目標”。“經典因為優秀的品質和偉大的價值被保留下來,載人史冊,成為後人了解這個時期文學成就的憑據;一般作品往往是過眼雲煙,迅速地遭受歷史的淘汰、拋棄和遺忘。”這些關於經典的看法,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一概以審美價值來定義文學經典,但似乎經典被選編流傳也不是因為審美的力量,而是文學史有意地遮蔽了廣大的作品。但文學史的書寫如果是有問題的呢?比如古代作家的作品能夠被收入官方冊子的,有幾部是平民的文學作品!翻翻古代文學史,歐陽修、王安石這樣的詩人、作家都做過朝廷大官,就連杜甫這樣的詩人也是做過“工部郎”。這也就是為什麽今天我們所讀到的古代名篇基本都是官員的作品的緣故了。


一、文學經典的生成及其價值

不管怎麽說,目前人們對經典的定義是有缺陷的。應該說,經典與其說是其本身的力量或讀者力量所決定的,還不如說是多種社會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經典的變化可能是由政治形勢或意識形態的力量促成的。佛克馬、蟻布思在《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一書中,就指出過經典可以成為一種政治工具的事實,他說德國在1859年就利用席勒的百年誕辰之機來達到國家主義目的的企圖,國家上層政治集團對席勒和歌德的經典化已具有了一種向心力,人們確信它是為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形成而服務的。在二戰期間,斯大林也鼓勵他的公民們去閱讀俄羅斯那些偉大的古典文學作品,“革命以前的俄羅斯的經典重新恢覆了地位,在文學批評中得到了褒揚,而且被大量地印刷,以喚起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驅散他們的不滿情緒”。中國儒家經典的確立就與封建統治者為維護統治而獨尊儒術的政策有關。其次,經典的形成也離不開教育制度和文學制度。在中國,《易經》《尚書》《詩經》《春秋》和《禮記》等之所以延續了上千年,是因為封建科舉考試對這些文本的不斷強化。而唐詩宋詞、四大古典名著和“五四”文學等經典地位的確立也與政治意識形態和國家考試制度密切相關。當代文學經典的確立還與文學評獎和文學改編有關,現被寫入《當代文學史》的作家作品大都是獲得過各種國家級權威文學獎的,而且有的還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如上個世紀80年代的小說,能夠在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評獎中獲獎的,一般都被寫人了文學史,被認為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後來的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和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等,都具有一定的權威性,都能有效地推動作家作品的經典化。另外,莫言、蘇童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被大家所認可,還和他們的作品被張藝謀等電影大腕改編為電影分不開。

我們不能忽視這些外部力量對文學經典的建構和強化。

但文學經典建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外部力量不能忽視,那就是書籍報刊等印刷出版業的興起,對文學經典的形成和建構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很顯然,自從有了印刷書和輪轉印刷機器,圖書和報紙雜志的大批量印刷和出版,使得文學文本越來越具有可得性和易得性,這就擴大了文學文本的傳播和接受範圍。更關鍵的是,印刷術不但使文學閱讀越來越大眾化,而且印刷術直接推動了教育的大眾化並且使學校教育基於書籍的分層分級的專門化閱讀。於是,過去那種單純地依靠國家考試制度和政治集團的力量來控制經典的形成已經不可能。文學文本一經發表或出版,就直接傳遞到了各種階層的讀者手中,可以說,文學經典的篩選已不可能是幾位專家或政府官員的事情了。今天的學校教育雖依然能對經典的強化發生很大的效力,特別是一些文學專家和教授依然掌握著學校教育體系裏的文學闡釋權,但今天的學校教育方式和視角越來越多元化,也越來越開放並越來越鼓勵不同意見和看法的出現,這也使得少數教育權威和學院批評家的力量在弱化,至少他們不可能擁有絕對的話語霸權。因此,自從15世紀中葉,約翰·谷登堡發明了印刷術,由於大批量印刷書籍的技術還未普及,所以在15、16世紀文學閱讀還未能成為大眾社會風尚,但隨著谷登堡印刷術的普及,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文學閱讀已經不是少數貴族的風向,而是越來越大眾化了。

翻開歐洲出版史,自從17世紀有了出版社,文學的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兒童圖書出版為例,英國兒童文學之所以大規模開出燦爛的花朵並成為歐洲乃至世界兒童文學的“領潮者”’就是約翰·紐伯利(1713-1767)兒童圖書出版事業的開創。1745年,紐伯利在倫敦聖保羅教堂大街掛起了“聖經與太陽社”的招牌,開始了兒童圖書出版事業。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兒童圖書出版社,他出版的書約有二百種,他的這些書與以往的兒童讀物相比,在紙張質量、印刷和裝訂上都要好得多,而且價格上也相對便宜。這些物美價廉的兒童圖書的出版使一直以來被貴族子弟壟斷的圖書,變成了一般平民子女也能得到,這不但推動了兒童教育,而且還直接推動了包括兒童文學著作在類的童書創作。所以,盡管人們認定世界現代兒童文學的開山者是德國的格林和丹麥的安徒生,但兒童文學最發達、經典湧現得最多的國家卻是英國,在隨後的18世紀和19世紀,英國的童話和兒童小說是最多最好的,湧現了《水孩子》《艾麗絲漫遊奇境記>〉《北風後面的國家》《格列佛遊記》等諸多名篇。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經典的確立也直接和出版的報紙雜志有關。安徒生等歐洲經典兒童文學作家在中國被接受的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兒童文學出版的歷史,如果考察安徒生童話和格林童話等歐洲兒童文學經典的版本的話,就不難發現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生成,不僅僅是現代兒童觀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文學啟蒙力量的推動,還與圖書出版與報紙雜志的發行密切相關。如果沒有兒童報紙雜志和出版社,就不可能有葉聖陶的《稻草人》、張天翼的《大林和小林》、陳伯吹的《一只會飛的帽》和嚴文井的《小溪流的歌》等經典作品的廣為流傳。今天雖然電子媒介和信息方式的變革改變了文化經典的環境,也影響了人們的閱讀方式和價值取向,但圖書出版在經典文化的塑造方面的力量依然不可輕視,在不斷地推出新經典,淘汰舊經典的過程中,圖書和報紙雜志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如果沒有圖書出版和報刊事業的發展,世界文學經典就不會有今天這麽多。正是因為圖書出版業和報刊發行業,文學作品才有了更多的讀者,文學作品才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而文學經典才會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被更好更快地傳遞、闡釋和解讀,文學經典的魅力才會越來越長久,越來越具有難以形容的精神建構的力量。

的確,經典是被歷史地、文化地建構起來的,而且今天我們所讀到的文學經典都是在印刷媒介的表現與傳播下進入公眾的閱讀視野的。雖然我們習慣於用“一流的、優秀的、不朽的”來形容經典,但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經典,任何經典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都是各種權利的角逐和各種趣味分享、妥協及協商的結果。但並不是說,我們就可以任意解構經典,任意輕視經典的力量,或完全淩駕於經典之上來從事批評活動。應該說,無論在任何時代,經典都有著其不可忽視的價值與作用。

首先,經典是一個時代的文學的證明和文明符號。就人類的巨大文化創造力來說,每一個時代肯定都會產生或創造出數量巨大的文學作品,稍稍留意一下民間文學典籍,就不難發現這麽一個事實:人類在僅僅靠口頭來傳遞文化、智慧與知識的時代,就具備了創造文學精品的能力,“口頭詩學”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故事的講述者,都可能是歌謠的產生者,而且民間普通勞動群體對文學的創造是毫無功利目的的,且許多優秀的民間文學也是無意中的有意發明。由於早期傳播媒介的限制,石頭、竹簡、綿帛、木片與銅版等用來刻字、寫字的物體本來就不便利,有的價格甚至非常昂貴,也不利於普及,中國的印刷術雖然發明比歐洲早許多年,但真正進人印刷文明時代卻比歐洲晚了將近300年。因此人類雖然具有這麽巨大的文學原創力,但流傳下來的作品卻是非常少的,這少數流傳下來的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看做是經典,因為它們記錄了人類早期的生活狀態、文化趣味和價值關懷,也傳遞了我們祖先的智慧,反映了人類特定時期的文明程度。

這也是今天為什麽我們會覺得民間文學研究非常重要,對古代文學典籍的整理也非常重要的原因了。

其次,經典是當代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標桿,為當代批評與教育樹立了坐標。對這一點,需要這樣來理解:一方面,經典的生產與批評的幹預和教育的幹預有極大關系,在經典生成過程中,批評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占據了文化的重要崗位或在社會中處於制造話語的權威者位置,那麽他的批評就可能達到篩選作用。而且文學教育者也依仗教育制度和考試制度來規定和選擇符合他們趣味的作品。另一方面,經典一經生成也對當代批評和文學教育發揮作用。一般來說,當代的批評家對當代作品的評論都是以現代或古代的經典作家作品為坐標的,來進行對比性解讀的。批評家對當代作家作品優劣的判斷,依據於已有的批評標準——這個標準就是已有的經典的所謂“文學性”、“藝術性”

或“精神高度”。所以有人說,一個時代的文學有兩種來歷:當代作家作品和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經典作品與當代作品共處同一個時代,就數量而言,披沙揀金地存留下來的經典與千軍萬馬的當代作品相比,前者不過是滄海一粟。然而,與這種數量對比極其矛盾的一面就是,經典對於當代作品具有特殊的規範作用。正是這些為數不多的經典統率著當代的創作。經典的地位是確定的,不可置疑的;當代作家作品的好壞優劣往往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當代作品的評判有待於深入的檢查和考驗,而且檢査與考驗的一個主要參考坐標仍是業已確認的經典。經典是當代作品的品質、地位和價值之裁決者。合乎經典標準的當代作品同時分享了經典的榮譽和權威,並且也最有可能成為新興經典的後選人。其他與經典相悖或距離過大的作品,通常被劃入一般作品之列。我們很難設想,沒有經典作為標桿與對照物,文學批評與文學教育會是什麽樣子。西方傳統文學批評家和自由主義文學批評家曾經就經典問題進行過大量的爭論,傳統的批評家認為文學經典是固定的,而自由主義批評家主張經典應是開放的,是多元化的。但無論是固有的經典,還是開放的經典,文學批評與文學教育都需要貫穿其中的。

第三,經典還具有相對持續性的文學閱讀和文學教育價值。也就是說,經典之所以為經典還應該具有廣泛的有益性、教育意義和閱讀價值,如果沒有閱讀價值,尤其是沒有被越來越多的人的喜愛與關註,這樣的經典也是可疑的。文學作品最終的價值不是作者和批評家來決定,而是取決於讀者,即比文學教授和文學批評家更多的大眾。沒有這些大眾,文學作品,哪怕是永恒的經典,也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文學熏陶和教化作用,經典也只能是被封存於書庫的舊紙而已。西方接受美學理論家有一個觀點,那就是一部文學史某種程度上就是文學的接受史,即文學作品假如沒有讀者的參與,沒有進人閱讀的視野,那麽這部作品的價值與意義就沒有完全生成。創作活動並不只是作家創作了就完成了,作品只有到了讀者手裏且被讀者閱讀與接受了,創作活動才算真正完成。


二、電子媒介與文學經典的當代危機

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文學經典問題”成為從英語國家文學批評界到中國文學批評界的一個普遍話題。近三四年,國內學術界關於文學經典問題的討論可以說非常熱烈,尤其是童慶炳、劉象愚、陶東風、王寧、閻浩崗、吳子林、孟繁華、劉晗、朱國華、趙學勇等學者在經典建構的因素、紅色經典的價值評估、消費文化語境中經典的命運與走向等問題的探討方面產生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童慶炳的《文學經典建構的內部要素》一文在諸多論文中顯得言簡意賅、觀點鮮明,該文認為:“文學經典建構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起碼要有如下幾個要素:(1)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2)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的空間;(3)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4)發現人(又可稱為讚助人);(5)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利的變動;(6)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觀念。”童慶炳還認為:“就這六個要素來看,前兩項屬於文學作品內部要素,這裏蘊含‘自律’;後兩項屬於影響文學作品的外部因素,這裏蘊含‘他律’。其中,第三項‘讀者’和第四項‘發現人’處於‘自律’和‘他律’之間,是內部和外部的連接者,沒有這兩項,任何文學經典的建構都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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