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呼吸秋千》(14)

營地裏已經三次有人逃跑了。三次都是來自喀爾巴阡山脈的烏克蘭人,圖爾·普里庫利奇的老鄉。他們俄語說得很棒,然而還是被抓獲了,被打得不成人樣,在點名時被拉出來示眾。後來就再也沒見過他們,不是送去特別勞動營,就是送到墳墓裏去了。

這時,我看到左邊有間簡陋的小屋,一個警衛腰帶上掛著手槍。他是個瘦瘦的年輕人,比我矮半頭。他對我招招手,是在等我。他很趕時間,我還沒有在他面前站定,他就帶著我沿著菜田走去。他嗑著葵花子,一次扔進嘴裏兩粒,迅速地一動,從一個嘴角吐出殼兒來,與此同時,另一個嘴角已經吃進下兩粒,空殼又從另一邊飛了出來。他吃得很快,我們走得同樣快。我尋思,他也許是個啞巴。他不說話,不出汗,嘴巴耍著雜技,節奏絲毫不亂。他一路走去,如腳踏雙輪,禦風而行。他沈默著,吃著,宛如一部去殼機器。他拽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們停下腳步。在那兒,有二十來個婦女散開在田裏。她們沒有工具,徒手將土豆從土裏刨出來。警衛把一行田壟分派給了我。太陽居於天空的中央,像塊燒紅的炭。我兩手刨著土,那地很硬。皮膚開裂了,泥土鉆進傷口裏,火辣辣地疼。我擡頭時,眼前飛舞著一群群閃亮的金星。腦子裏的血凝固了。在田間,這個佩戴手槍的年輕人除了是警衛外,還是工頭、生產隊長、領班、檢驗員,身兼數職。婦女們聊天,如果被他逮到的話,他就掄起土豆的莖稈兒抽她們的臉,或者把爛土豆塞進她們嘴裏。而且他一點兒都不啞。我聽不懂他罵了些什麽。那不是鏟煤時的咒罵,不是建築工地的叱令,或者地窖裏的切口。

慢慢的,我對今天這事兒有了新看法,定是圖爾·普里庫利奇和他商量好了,讓我幹一天活,等到晚上再斃了我,就說我想逃跑。或者晚上把我塞進一個地洞裏,一個完全隱密的地洞,因為我是這兒唯一的男人。也許不僅僅是這天晚上,而是從這天起的每個晚上,我都別想回營地去了。

夜晚降臨了。那傢伙除了是警衛、工頭、生產隊長、領班、檢驗員外,還是營地主管。婦女們排成行集合點數,說出自己的名字和編號,然後把工作服口袋掏乾淨,每只手裏握著兩個土豆等待檢查。她們可以留下四個不大不小的土豆。如果有一個太大了,就得換掉。我站在隊列的末尾,打開枕頭接受檢查。枕頭裏裝了27個土豆,7個中等的,20個大的。我也只允許留下四隻,其餘的必須倒出來。這個配著手槍的人問我叫什麽。我說:雷奧帕德·奧伯克。他拿了一個中等大小的土豆,好像它和我的名字有什麽關聯,然後就是一腳,踢得它從我肩膀上飛過去。我一縮頭。第二個土豆他沒用腳踢,而是衝我的腦袋扔過來,然後拔槍就射,飛行的土豆被擊得粉碎,我的腦袋也是。我正浮想聯翩的時候,他盯著我,看我如何把枕頭塞進褲子口袋裏。他扯著我的胳臂把我拉出隊列,給我指指黑夜,指指荒原,就是我今天早上來的那個方向,仿佛他又變回啞巴了。他讓我就立在那兒。他命令女人們齊步走,自己跟在隊伍後面朝另一個方向走了。我站在田邊上,看著他和女人們一行越走越遠,心裏卻明白,要不了一會兒,他就會離開隊伍獨自回來。一聲槍響,又沒人證,這就叫:試圖逃跑,就地槍決。

那隊伍像條褐色的長蛇越來越小。我站在那一大堆土豆前像是生了根。我漸漸明白了,有什麽約定的話,也不是在圖爾·普里庫利奇和警衛之間,而是在圖爾和我之間。這堆土豆就是那個約定。圖爾要用土豆來付我圍巾的錢。

我把渾身上下都塞滿了大大小小的土豆,連帽子裏都是。數了一下,一共273個。饑餓天使幫了我忙,它可是個臭名昭彰的竊賊。然而幫過之後,它又變成個臭名昭彰的施虐者,拋下我在回家的長路上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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