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對四個成語的解讀 ——我所理解的“真文學”(13)

在這個世界上,最深切地領會了小說這一妙處的,大概普魯斯特為第一人。


與一般的小說家不一樣,他不怎麽面對現實。他蔑視觀察——觀察是無用的,沒有足夠時間距離的觀察,只是社會學家的觀察,而不是文學家的觀察。文學與“當下”只能限於露水姻緣,文學應與“過去”結為伉儷,白頭偕老。“此刻”猶如尚未長成的魚苗,必須放養,等到秋老花黃,方可用回憶之網將其網住。“今天”須成“昨日”。普魯斯特的選擇,也許純粹是因為他個人的原因:他無法透過臥室的窗子看到廣闊的田野、人潮洶湧的廣場,他只能回憶從前。

他回味著從前的每一個細節,讓所有曾在他身邊走過的人物重新按原來的模樣、節奏走動起來,讓已經沈睡的感情也得以蘇醒並流上心頭被再度體會。他安坐方舟之上,讓內心沈沒於“回憶之浪”,一夢千年,此刻卻在濤聲中全都醒來,使他驚喜不已。

普魯斯特大概要感謝他的親戚——那位有名的哲學家柏格森。是柏格森的哲學告訴他:從前、現在與未來,是互為包含的,其情形如同整整一條河流,只有流動,而沒有段落與章節。柏格森用“綿延”這個字眼,迷倒了一片作家,其中自然包括普魯斯特。普魯斯特的“夜晚遐思”,直接來自於柏格森的言論。普魯斯特從柏格森那里悟出了一個概念:不由自主的聯想。《追憶似水年華》寫了一個龐大複雜的世界,而這個世界竟出自於一隻杯子。

在普魯斯特的作品中,主題都具有形而上的意義。他很少寫那些時尚的、功利的、一時一地的、一家一國的問題。

面對普魯斯特,我們應當反省自己——自己的文學觀念與文學行為。


我們對一個作家所應有的使命感與責任感的理解是膚淺的。他們以為關心房子問題、糧食問題、下崗女工問題,就是一個作家有使命感、責任感的表現。殊不知,這些問題都是一個作家在他作為一個作家時不必要關心的問題。(土特產。以土特產參與世界貿易的競爭,是經濟窮國的思路,而以文學的土特產參與世界文學的交流,則是文學窮國的思路)

中國作家現在必須要區分自己的知識分子與作家的雙重身份。

作家也是知識分子,但卻是知識分子的一種。他既需要具備一般知識分子的品質,同時又需要與一般知識分子明確區別開來。他既要承擔作為知識分子所必須承擔的義務與使命,又要承擔作為作家所必須承擔的特殊義務與使命。作為知識分子,他有責任注視“當下”。面對眼前的社會景觀,他無權視而不見。他必須發言,必須評說與判斷。“知識分子”這一角色被規定為:他必須時刻準備投入“當下”。李敖甚至將知識分子一生的使命定位在唱反調上。他說,劊子手不殺人,這是他的失職,而一個知識分子不唱反調也是失職。當一個知識分子對他所處的環境中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竟然無動於衷、麻木不仁時,他則已放棄了對“知識分子”這一角色的堅守。知識分子應當知道,集會、沙龍、講壇、電台、報刊都是他體現知識分子時代良知的陣地。他應當隨時出擊。在龐大的國家機器中,知識分子永遠是強勁的驅動力。知識分子應當時刻回味與揣摩自己這一角色的定義。在與社會的一種緊張關係中,他應向世人閃爍出一番知識分子形象的光彩。一個作家在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時,就應當為對這一角色的守衛而不顧一切。

然而,當他在作為知識分子中的一種——作家時,他則應該換上另一種思維方式,另一種價值取向。他首先必須明白,他要干的活,是一種特別的活,那個活不是一般知識分子干的、也不是一般知識分子所干得了的活。他當然也應該關心“當下”,但此刻的“當下”,絕非是婚姻法出台的“當下”或棉蚜蟲肆虐棉田的“當下”。作家所關心的“當下”應含有“過去”與“將來”。他並不回避問題,但這些問題是跨越時空的:它過去存在著,當下存在著,將來仍然會存在著。這些問題不會因為時過境遷而消失。它們絕對不是一時一地,也不是一家一國的問題。當一個作家暫時將自己規定為作家這一角色時,他的眼中,那些曾在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時所出現的種種景觀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番景觀——這些景觀恰恰是一些在一般知識分子眼中不會出現的景觀。此刻,那些瑣碎的、有一定時間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他的視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視而不見,而看到的是——用米蘭·昆德拉的話講,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

“寫小說應該寫的,這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米蘭·昆德拉所說的那個“應該寫的”,就是這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既然是“基本狀態”,那麽就不會是在此時存在而在彼時不存在的東西。它是恒定的,永在的。

中國近五十余年的文學之所以在大部分時間中沒有上佳表現,原因之一就在於中國的作家在這段歷史中始終未能將自己的雙重身份確立。

文學是一種活兒。這種活兒能做什麽是特定的。不能用它來做非文學做的活兒。這是一個樸素的卻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文學是一些特殊的文體,這些文體只屬於作家,而不屬於知識分子。換一種說法,知識分子可使用的文體不是小說、散文、戲劇和詩,而是其他:雜文、短論、人民來信、控訴狀等。米蘭·昆德拉在用犀利的短論抨擊俄國人的坦克碾軋他的布拉格時,他是一個知識分子。而當他用藝術的心思書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將俄國人的坦克占領布拉格這一嚴重事件置於“人類的基本存在狀態”、提出“媚俗”、“輕”之類的形而上問題時,他則是一個小說家。

那次,在歌德學院舉辦的文學周的一個會議上,我發表過一個庸俗的觀點——這個觀點成了那一天的討論會上中德兩國作家、批評家的一個話題。我說:現在北京的街頭有一座廁所,它的位置非常不合適。如果你是一個知識分子,那麽,你就有義務發表對這個廁所位置的安排的看法,你應該打電話給北京市市長,向他反映這個情況。而當你現在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出現時,你就根本不應該看到這個廁所。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掌聲)(25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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