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考，當時白馬灘田地荒蕪，民戶外逃，數十年無夫可派。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王又居工所督作，開通大渠81里，使水暢流，荒廢之田又有領戶復墾。適逢工程告竣，欣喜之余，賦詩兩首，留作珍貴文化遺產。現錄之，以備資鑒。“萬頃芳田若鏡開，稻孫秧母及時栽。世間霖雨尋常事，此水原從天上來。”此乃其一。“雨後寒潭分外清，秋來山勢更崢嶸。牛羊滿地無人管，一路渠田放水聲。”此乃其二。

十四·中衛有個莫家樓

在中國西部地區，人們時常用“中衛有個莫家樓，半截子襦到天里頭”這樣一句話來調侃。故事說：一天，一個莫家樓的商人前往銀川，和一個銀川商人、一個青銅峽商人相逢於一家旅店，因為是冬天，店家僅剩一個熱炕了，但這三個商人都想往熱炕，又都不差錢。最後，三人達成協議，誰炫耀各自家鄉有水平誰就睡熱炕。銀川商人首先搶著說：“銀川有個海寶塔，離天只有一丈八。”青銅峽商人一聽要比高，脫口而出：“廣武有個牛首山，摣起胳膊摸著天。”莫家樓商人聽後不急不火地道來：“中衛有個莫家樓，半截子襦到天里頭。”銀川、青銅峽的兩位商人都覺得對方雖然吹得離譜，但確實技高一籌，便甘拜下風。於是，莫家樓商人睡上了熱炕，“中衛有個莫家樓”作為典故也從此廣為流傳。

莫家樓現為村莊名，擁有近3000人口，地處黃河北岸，距中衛城5公里。至20世紀50年代末，村里存有一個大土臺，高約2丈，方圓畝余，土質堅硬，經風雨侵蝕而顯得滿目瘡痍，臺頂上長滿野枸杞。據考，清朝同治年間，此處建有樓閣，後被土匪焚而棄之，只留下個土堆。其實，莫家樓出名是有歷史淵源的。民國時期《西北日報》曾對其有“人煙稠密，風景佳麗，人民生活比別的村子寬裕得多”的贊譽。

莫家樓曾是歷史上著名的“黃河九渡”之一。《元史·太祖本紀》載：“蒙古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秋天，成吉思汗至黃河九渡，取應理等縣。”《甘肅新統誌》記載的“黃河九渡”，包括“水溝渡、新墩渡、莫家樓房渡、寧安堡渡、張義渡、老鼠嘴渡、廣武渡、李安子渡、青銅峽渡”。據《寧夏鹽業史》記載，清朝乾隆十二年(1724年)朝廷在莫家樓開設官鹽處以來，因鹽業帶動商業、手工業、運輸業、文化教育事業興旺了200多年。

西夏王朝定都於今銀川之後，寧夏平原上的黃河水運達到了歷史巔峰，從上遊而來的貨物經由莫家樓中轉後順流而下，從北邊的阿拉善草原深處來的商旅、貨物也從這里渡河，向南進人寧夏中部、南部地區甚至抵達中原地區，小小渡口在日漸繁忙中連通了南北商貿往來，在一船船、一筏筏的水上忙碌中，書寫和記錄著一串串寧夏平原第一渡的故事和歷史，描繪著生活在古渡兩岸的民眾的生活場景。

明朝時期，整個寧夏平原成了大明王朝的邊境地區，莫家樓的戰略地位更加突出，一批批來自內地的戰略物資通過這里運往黃河北岸的戍邊將士手中，為扞衛邊疆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清朝時期，莫家樓渡口成了青海、甘肅、寧夏到包頭的物資水運交通樞紐，尤其是經過黑山峽的險惡水域後，水上商旅或放筏人都會在這里歇腳或置辦生活物品。清朝乾隆年間，中衛知縣黃恩錫的一首《竹枝詞》描寫了初春時便開始繁忙的莫家樓渡口的情景：“解凍河開欲暮春，船家生理趁茲晨。土窯瓷器通寧夏，石炭連船販水濱。”

歷史的積澱使莫家樓渡口一度成了從蘭州而來進人寧夏平原的中轉站，來來往往的客商、行旅及黃河兩岸的民眾，使莫家樓既是一個南來北往的水陸交通碼頭，又是一個商貿活躍的集鎮。鼎盛時期，莫家樓渡口與仁存渡口、石嘴山渡口並稱為寧夏三大官渡。

清朝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蒙古察汗鹽池作為外債抵押，鹽稅權劃歸比利時國，於新墩設倉銷售。往後，由於鹽運業務擴大，建倉設場需要占用大量耕地，當地“盡盛魁”商號的掌門人劉宗相聯絡本土紳士，讓出自家耕地，將鹽務局誠招引人莫家樓。遂大興土木，歷時4年，於民國14年(1925年)建成辦公、生活用房及庫房80余間，土夯圍墻高1丈8尺、底寬9尺、頂寬6尺，佈有女兒墻，四角置崗樓，磚雕拱門上刻有“比商卜內門鹽堿公司”“中條鹽場公署”兩塊牌匾，由3名比利時人和中國鹽務人員共同管理。此可謂中衛最早的中外合資企業。

民國16年(1927年)鹽稅權收歸國有，成立甘肅省中衛鹽務局，內設產鹽局、鹽稅局、緝私局和鹽警隊，固定職警人員110餘人，從事鹽務儲運、官督商銷。冬季大忙，雇臨時傭工百餘人。蒙古察汗池的鹽用駱駝運往莫家樓鹽局，路上行走七八天，每年從入冬到翌年春季投入的駱駝近10萬峰次，倉房灌滿後，另有百尺見方磚砌圍墻用於露天儲鹽，鹽堆呈銀色，俗名鹽坨。運鹽駝戶既有蒙古族，也有回族、漢族。每一鏈隊駝前有一峰供騎坐，駝鞍很漂亮。拉駱駝的人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