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旭東·電子媒介類型及電視文化 (12)

§§§第一節電子媒介與文學轉型

文學界一般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經歷了三次深刻的社會轉型:一是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由封建專制形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型;二是1949年以後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轉型;三是世紀末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現代開放型社會主義的轉型。

其實,中國文學經歷了四次藝術轉型:

一是五四時期,思想啟蒙和文化啟蒙催促文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轉向,文言文被廢除,而代之以現代白話文,這是五四時期文學變革的主要表征,但更為深刻的是文學觀念的變革。這一時期,從創作來看,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郭沫若對理性自我的謳歌,郁達夫對內心苦悶的抒發,王統照對愛與美的強調,等等,都屬於啟蒙主義。從文學主張來看,五四文學接受了西方人道主義和個性解放的思想,李大釗提倡的“為社會寫實的文學”和“以博愛心為基礎的文學”,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文學,創造社主張的“表現自我”等等,都是啟蒙主義的思想主張。以兒童文學為例,這一時期現代兒童觀的生成推動了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觀的確立。在魯迅、周作人、葉聖陶、冰心等現代作家的筆下,兒童文學是作為思想文化啟蒙工具而參與到社會進程中的,因此兒童文學創作和理論也充當了文學先驅革命和教育的切人口。

二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適應新社會、新時代的要求,作家在英雄史詩的書寫的同時,表現新的人物、新的時代,反映在新的社會體制下人民大眾的生活和奮鬥、向往和歌吟。就新詩而言,詩人主要傾向於唱“頌歌”,即以浪漫主義的情懷來歌唱新的領袖人物和新的政權下的新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就兒童文學而言,作家在主流政治思想的框架裏由“兒童本位”轉向“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這是兒童文學主動適應政治環境而做出的藝術選擇,也是隨著整個文學界風潮轉向而發生的藝術轉向。這一時期,兒童文學作家的筆下,道德的訴求、教育情懷比之藝術尺度更為重要,於是兒童文學創作和理論都一定程度上偏向了“教育主義”。

三是80年代,這是中國文學在思想解放浪潮中重新回歸藝術家園的時期,也是文學重新回歸五四傳統的時期。這一時期,文學就提出了“文學是人學”的命題,這一命題對新中國初的“十七年”文學題材單一,內容與形象概念化是一次深刻的反撥,使文學從過去相當一段時期的中國文學作為“階級鬥爭工具”、“政治觀念的圖解”和“教育主義的文學”的束縛下完全解脫出來,回到了文學的家園。同時,文學回到了關註人性和人的心靈世界的崗位,也勇敢地擔負起塑造民族未來性格的重任。的確,從盧新華、劉心武等的“傷痕文學”,張一弓、高曉聲等的“反思文學”,到路遙、張煒等的“鄉土書寫”和北島、舒婷、梁小斌等的“朦朧詩”,以及高行健的“探索戲劇”,等等,都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文學變革是與思想變革相呼應的。“思想的活躍和文學的活躍,相互發明,相互砥礪,讓思想沖破牢籠,讓文學越出雷池,沖破牢籠的思想需要新的藝術表現形式,新的藝術風格和個性的產生,本身就是思想的豐富性和獨特性的一種明證。”

從曹文軒、張之路、劉健屏和常新港等上個世紀80年代出場的作家的創作來看,新時期兒童文學也加強了對未來一代的精神性格塑造,強化了對兒童文學認識功能、審美意識、代溝調和、人格形塑、遊戲精神乃至未來民族國民性的探求和深思。四是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運作方式進人到了文學生產領域,於是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寫作方式和審美趣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家不再秉持現代知識分子批評精神和責任意識,而主動地迎合市場,追求讀者效應,即創作開始直接與商業利益結合。

如“新寫實主義小說”和“新歷史小說”都缺乏了批判精神,回避了現實生活中的矛盾,而更多地追求閱讀快感和娛樂精神。再加上電視、網絡等電子文化媒介的滲透,作家個體完全從集體中解放出來,完成了創作主體的解放,文學開始對政治話語進行破壞、顛覆,重新整合、訴說自己的話語,然後朝著多元化世界邁進。這一時期,文學沾染了相對主義色彩,與商業文化合流,文學成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文學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商業化寫作”、“類型化寫作”和“文化工業”理念,創作在藝術性和商業利益之間徘徊遊蕩,批評在媒介中心話語的引力下左右逢源。

在以上的四次文學轉型中,前三次轉型的主要動因都是主流意識形態,即政治體制變革對文學的控制與需要塑造著文學的審美形態和內涵。但第四次轉型所遭遇的文化語境是最覆雜的,而且中國文學的藝術嬗變也是最為覆雜和多元的。這一次轉型的主要動力並不是政治意識形態,而是電子媒介。特別是90年代後期和新世紀之初“第二媒介時代”,即網絡時代的到來,文化轉型和文學轉型的一個重要社會動力是所謂“信息方式”的轉變。

信息方式的出現,以及電子媒介的傳播交流系統,改變了人們思考主體的方式,也帶來了改變社會形態的前景。在這種信息方式下,“一套新的語言\/實踐沖擊了面對面及印刷文字語境下的種種既存語言\/實踐”。這一時期,隨著媒介發展程度越來越高,體制越來越健全,媒體與文學的關系變得越來越互動起來。就積極影響而言,電子媒介給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氣象。如文學的傳播渠道大大拓寬,文學從封閉向開放轉移,文學的生存空間拓寬,而且文學開始真正參與到全球化的語境中來,但文學也陷入到了商業文化的困境。

具體來說,電子媒介時代的文學發生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轉變:


一、與商業文化接軌

文學對商業文化的認同並盡力與之保持一致,這是後現代性大眾媒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大衛·賴昂在以加拿大20世紀後期所呈現的後現代性社會文化為表征時,非常尖銳而準確地指出:“後現代與這樣一種社會密切聯系,其中消費生活方式和大眾消費支配了所有的社會成員:只要他們醒著。”他還認為:“消費文化與其他更一般的文化現象緊密相連,不僅藝術和消費品,就連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都受市場——它反對壟斷和等級制度——支配”。這也適應於中國的社會現實,20世紀後期,也就是90年代消費文化開始主宰著社會的一切。

90年代以後文學的一個重大轉向就是和商業文化接軌,商業化寫作和消費主義寫作標志著文學由少數社會精英的文化行為變成了大眾通俗文化的亞形態,這是一個重大的審美轉向。有學者這樣評判90年代的中國文學:“文學的世俗化精神在歷史之手的撥弄下不僅完全浮出了地表,而且極有可能在文化轉型的嬗變時期躍升為文學寫作的主導精神,影響乃至支配著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精神走向和文化想象。與此同時,五四文學以來的啟蒙主義精神及其與之對應的宏大敘事,在世俗化進程的浪濤拍打之下,被行色匆匆趕赴物質大餐的人們晾在一邊,漸漸暗淡了往日的風光,時至今日尚未找到既能擺脫困境又能與時俱進的精神通路。”應該說這位學者的評判並沒有多少故弄玄虛的成分。王岳川在一篇文章裏,也有類似描述,他說:“前現代時,文化是審美,對文字有一種驚天地泣鬼神的神秘感——‘吟安一個字,撚斷數根須’。古典繪畫像《蒙娜麗莎》,像米開朗基羅畫的很多巨型油畫和壁畫,都精美絕倫,美不勝收。到了現代時期,文化成了審醜,現代藝術成為審醜的藝術。諸如杜尚的畫,還有立體派等就變得很醜。現代藝術成為審醜的藝術,因為人類在現代社會遭遇到異化的恐怖,遭遇到一種生存的擠壓。而後現代社會連審醜這種反抗性都沒有了,藝術是消費。……大眾消費時代,人們不再談藝術的審美價值,而津津樂道它的價格。價格成為人的身份、人的尊嚴,也成了人的師承的未來。”王岳川的話形象生動地說明了文學由“個人審美創造”逐漸變成“大眾文化消費”的過程。他的話也讓人聯想起布爾迪厄,他關於“文化資本”的觀點在今天的電子媒介時代,確實成了至理名言,被媒介塑造的文化明星和文學名家,今天都是有“身價”的人——可以獲得出版社高版稅的人。此外,試想想在一個人們整天都被大眾媒體商業廣告,特別是電視廣告包圍的時代,文學怎麽可能在傳統的“純文學”裏孤芳自賞呢?更何況文學創作、出版和閱讀本身已經被納入了商業機制,文學已經成了文化產業的一部分。“一個時期的文學特征,不單與時代環境相關,也與文學生產的方式密切相關”。生產決定消費,消費影響生產,而當下的電子媒介實質上已作為文學生產和消費的重要環節參與到文學產業中來。正如鮑德裏亞所說:“消費被用來描述後現代社會特征,對應於用生產來描述的現代社會。生產和消費——它們是出自同樣一個對生產力進行擴大再生產並對其控制的巨大邏輯程式的。”文學在這種消費主義邏輯和消費文化大行其道的時代,無疑難以擺脫消費主義文化的羈絆,即使是兒童文學這片相對純凈的園地,也難以擺脫這種商業的羈絆。紐約大學兒童文學學者彼特·荷林達爾在《童書裏的童年符號》中列出了歐美學者給兒童文學下的六種定義,其中第一條是這樣的:“兒童文學是作家、出版人和圖書銷售商共同參與的結果,它是三者意圖和決定的聯合體,它包括一個對兒童市場的共同設計。”這個定義其實證明了兒童文學生產和消費已經進入到商業文化的軌道,在商業社會裏,兒童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商業文化的一部分。


二、審美後現代性轉型

前已述及,電子媒介時代就是信息時代,信息社會就是後現代社會。從某種程度上講,後現代生存已全面信息化和媒介化了,或者說人們生活在媒介信息建構的世界之中。信息時代,中國文學和文化也由審美現代性向後現代性轉型。王一川認為,中國審美現代性進程是與媒介的現代性進程緊密交織在一起的:一方面,審美現代性依賴於傳播方式的現代性即大眾媒介的發達,因為正是大眾媒介的發達為審美現代性提供得以展開的現實傳播網絡和社會動員場域;另一方面,大眾媒介的發達本身並非外在於審美現代性,而是構成它的一個基本層面。小說中的審美信息需要由特定媒介傳遞給受眾。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媒介便沒有文學審美;同理,沒有現代媒介便沒有現代文學審美或審美的現代性。而審美現代性及更根本的文化現代性作為一場深刻的社會轉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媒介的現代性變革。審美現代性是在相應的傳播媒介中萌發和生長的。具體地說,正是現代大眾媒介取代古典媒介這一必然進程,使審美現代性成為可能。應該說,現代傳播媒介(報紙雜志)確實影響了文學審美現代性的發生。但進入電子媒介時代後,文學審美現代性開始朝後現代性轉型。張晶就指出:“從人類對世界的把握方式來說,目前已進入一個視覺文化時代。視覺圖像無所不在地包圍著我們,使我們不知不覺地從以文學為主要的審美方式轉變為以視像為主要的審美方式。”而“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家們甚至認為後現代文化也就是視覺文化,如尼古拉·米爾佐夫所說的現代主義的主要特征產生了後現代文化,當文化成為視覺性之時,該文化最具後現代性特征”。謝少波在《抵抗的文化政治學》中指出:“從80年代起,跨國資本和後現代主義文化已經長驅進人亞洲生產方式和毛主義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聯合禁區。中國的經濟結構和文化生產大幅度商業化;綠色革命已經發生,新的思想和社會關系已經波及最邊遠的鄉村地區。美元、電視、電冰箱和錄像機進入城鄉的家家戶戶。同時,後現代主義也在通俗文化中得到令人憂心忡忡的表達:充斥於大眾文化市場的是搖滾樂、卡拉0K、功夫片或錄像帶、偵探故事、暢銷書和寄生在以前西方文化之上的形形色色的模仿作品。在幾年時間內,控制論、結構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尼采、精神分析學和解構主義等術語幾乎成了知識市場能力的符號。西方聲稱的表面上的道德、知識和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在這個為光榮的過去和自卑情結所困擾的幅員遼闊的國家裏受到廣泛和難以想象的歡迎。”看得出來,電子媒介在西方後現代文化向中國滲透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小視的作用。後現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現象與實質等一切傳統的二元對立的邊界被清除,而傳媒是一馬當先,它滾滾生產出的擬像鋪天蓋地,形成一個比現實更現實的超現實獨立領域,令現實與表征的界限日益可疑起來。後現代文化對文學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主體性危機的發生,文學開始失去了往日作為文化支點和精神支點的力量,而成為商業文化和市場的附庸。當前文學在這種語境裏,也面臨著主體性的危機。大眾文化,特別是其中的通俗文化,尤其是粗俗的流行文化媚惑著作家,使其難以把握嚴肅的創作姿態,而喪失應有的精神高度和藝術維度。無中心、無主流、類型化、模式化、商業化、娛樂化和多元主義泛化,雖然沒有完全取代作家的藝術追求,但也逐漸滲透於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


三、參與到全球化語境中

電子媒介對文學傳播的作用力還有一個顯著的突破就是文學開始從真正意義上參與到全球化語境中來。

在80年代,中國文學界曾有一種“走向世界”的強烈沖動和要求,這看似具有勃勃野心的“擴張”欲望,所隱含的恰恰是弱勢文化渴望在第一世界那裏獲得認同的訴求,起碼要占一席之地。但十幾年過後,當電子媒介占據了生活的各個角落,全球化不僅僅是一種想象,而成了一種語境。文學作品的傳播無論是外部的翻譯引進,還是中國作品的輸出都在快速進行,使得中西方文學交流實現了“對接”。近幾年來,西方文藝理論、文化理論大量被移植到中國來,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正是媒介對文學傳播進程的加快,文學參與全球化的腳步才邁得如此之快。另外,文學參與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以前只有那些經典的、宏大敘事的作品才有機會走出去、流進來。媒體的力量強化後,民間意識形態的個人化的創作也進入到傳播視野,通過紙質、電視、影視、網絡等多渠道傳播、發散,傳播空間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建立起一種全新的、多元的文學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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