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青年組織的另一個分支倒退到了30年代。它強調工人階級和黑人，而不是青年，應該作為革命的先鋒隊。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副主席卡爾·戴維森（Carl avidson）、麥克爾·克朗斯基（MichaelKlonsky）和鮑伯·埃維肯（Bob Avakian）的領導下，這一組織痛斥新左派的美國觀，而代之以毛派和斯大林派的人物及第三共產國際的政策，也就是說，采取與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黨對立的態度。黨的組織形式也遵循相應的路線。這是對早期新左派的徹底反駁，是進步工人黨的鏡像。組織里沒有任何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位置；它故意不動聲色地吹捧老左派自以為是的風格。有一段時間，我們像是看一部重拍的老電影，但像所有的重放電影一樣，它已經失去了原始的語境。

在1969年分裂之前，業已存在的主流派作為第二個傾向逐漸回到了左派自由主義政治，雖然當初他們吸收了新左派的思想。下面這些人是社團的組織者：麥克·安撒拉（Mike Ansara），他後來組織了“麻省公平負擔協會”；保羅和希瑟·布斯（Hea山er Booth），他們建立了中西部學院，訓練社團和“公民行動”的組織者；李·威勃（Lee Webb），他是佛蒙特公民行動聯絡會的領袖，後來建立了爭取替代州和地方政治的協商會；當然還有海登本人。

歷史地看，這一群體在人民陣線的意義上講是老左派。他們的任務是把像環保主義分子、工人階級的外圍組織這樣的新選民帶入工人自由黨的聯合中，並為民族政治議程帶來新的議題。後來有一個為安全、幹凈、廉價的能源而奮鬥的議題成為70年代布斯領導下的聯合政治的中心議題。公民勞工能源聯合會可能是這一主流傾向的典範形式。它聯合了“能源和利用”組織、工會和公民團體，開展了反對大公司運動，反對那些應該為提倡和制造核能負責、為提高石油和電力價格向立法委員施加壓力的大型公用設施部門。公民勞工能源聯合會是新的公民組織在地方和國家範圍內的基本榜樣。除了反對大公司這一點，新公民團體大多拒絕任何具體的意識形態政治。近幾年，公民行動聯絡和聯合組織已經以自由黨候選人的名義重新加入了當地的民主黨政治，對扭年代和40年代的進步政治在原有指導思想方面進行了重新改造。但是，從一開始，選舉政治就附屬於超國會的立法機關和街道活動。雖然60年代湧現出很多主流的東西，但是它們把這一些統統拋在身後，而在民主黨左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種也許是最重要的一種須向是新女權主義組織的形成，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談及。這里，我想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派和反對男性新左派性別主義中形成的極端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一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反戰組織和各種各樣的反傳統文化群體都有一個基本看法：對一個男性領導者來說，女性是油印員，沖咖啡、做飯的人和床上伴侶。在早期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中，雖然女性在成員中占有很大比例，但我回憶不出任何一個重要的女性人物。當運動進入社團組織或群眾反戰活動時，女性應該在實際工作中擔任負責任的角色，但是就算曾經有過的話，她們也很少被當作領導。至於社會反應方面，我記得有幾個例外：在芝加哥北部組織白人母親從事社會救濟工作的凱西·海登（Caesy Harien）；西海岸的貝蒂·加曼（BettyGarman）；紐瓦克的吉爾·漢姆伯格（Jill Hamberg）。我確信，在60年代中期，有更多的女性領袖。但是，我也同樣確信，她們受到了大量的辱罵，人格也受到過侮辱。在《左派研究》編委中，在主要的反戰聯盟中，在反傳統的文化團體中，我們只是一群男性精英。女權主義運動遠非一代人的特征；它代表著、發動著、體現著女性本身作為一個大的性別團體的利益。

第四個傾向雖然規模很小，但並非不重要。有這一傾向的團體保持著新左派根深蒂固的信仰，它尊崇的是非中心化、公有社會的目標和美國社會的民主革新。傑瑞米·布雷切（Jeremy Brecher）、布魯斯（Bruce）、凱西·布朗（Kathy Brown）、保羅·布雷尼斯（PaulBreines）、司徒（Sin）和利茲·易文（Liz Ewon）及其他很多人都成了新型的自由社會主義的作家和公共活動家。在思想方向上，他們不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但確實是反政府主義者和反官僚主義者。60年代末，我也曾持這一傾向。對於我們來說，新左派的兩個悲劇是列寧主義的介入和左派自由主義的聯合。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回到了喬治·盧卡契（Georg Lukacs）、羅莎·盧森堡（Rusa Luxemburg）、卡爾·柯爾施（Karl Korsch）及後來薩特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在新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摒棄了無效的政黨政治和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同時，我們努力保留工人委員會的反議會、或至少超議會的觀念。我們讚揚削平代後創意大利未經工會允許的突然罷工，我們從法國1968年5月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靈感。

這一傾向並不是一次運動，但很多新刊物都有著同樣的觀點。一些地方組織的活動都是通過它們得到啟示的。最終，這種新馬克思主義激發了其在大學里的覆活。這種傾向雖然逐漸消失，但是今天它作為一種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潮流，在激進分子中仍然在廣泛的活動範圍內保留了下來。

60年代，我退出了工會，決定與我過去的職業政治生涯告別。1966年，我被指控“在勞工運動中領導了共產主義反戰的陰謀活動”，不得不流亡波多黎各，於是，我在新左派組織中的正式活動便結束了。出於基本的同情，石油化學和原子能行業工人聯合會的主席對右翼的壓力作出了反應，把我派往加勒比執行一項組織任務，這樣便避免了不得不開除我的局面。最後，我向組織清了假以撰寫《虛假的承諾》一書。而後來，我回大陸旅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尼克松（Russ Nixon）建議我去看一看紐約反貧窮組織的人們。接著，我接到了前工會人士、機械師、就業部的部長助理鮑伯·什拉克（BobSchrank）的雇請，便愉快地接受了。我已厭倦了旅行和汽車旅館，厭倦了工會的日常工作。雖然對我來講，工會仍然是任何可能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重要部分，但勞工領導人的生活已不再屬於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