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旅遊:“熟知非真知”——漫談旅遊中的美學(10)

下面再簡單舉些例子,來看看旅行中易於出現的歷史的錯誤。

去敦煌旅行,無法回避道士塔的問題。道士塔的故事,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已經講過了,王道士的一生也已經為很多人所熟悉。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流落到敦煌的時候,發現這個地方非常值得保護,就自願留下守護敦煌。我們一定要知道,他並不是被派去的,他是自願留守的,守了多少年呢?四十年。 

 

在這當中,1900年6月22號,這一天是王道士生命中最最精彩的一天,因為就是在這一天,王道士在敦煌的一個洞裏發現了大量的宗教經典,應該說,這是他為敦煌文明所作的巨大貢獻。在莫高窟的16號窟,高只有1.6米,寬只有2.7米,如果按照面積來計算,只有7平方米多一點,但是裏面裝的書籍之多令人震驚。不知道什麽原因,莫高窟的僧人在九百年前把很多重要的書籍都放在那裏面了。然後,歷史就沈寂下來,再也不為後人所知。

當然,這也並不奇怪。西安的法門寺,唐朝的皇帝都是三十年去進貢一回,所謂進貢就是到寺裏去朝拜,然後就把全國最好的東西送進去,再過三十年,再去一次。可是後來因為戰亂,皇帝就沒再去了,當時就把這個洞給封了起來,一下子就是千年。直到前幾年,才偶然被再發現。當時是因為地下突然塌了一塊,趴著一看有亮光,再一看,全是金銀財寶。然而,唐朝直到現在,卻都沒人知道,所以,我有時候覺得和尚和道士真的是很誠信,世世代代就是為了保護這些東西而存在。王道士遇到的事情也是如此。然而,悲劇的時,在他發現了珍寶以後,他想盡了辦法去匯報。到縣裏報告,縣太爺不理;到省裏報告,回答說很重要,信誓旦旦地說要報告中央政府,然後就沒消息了。但是,這個事情已經傳開了,於是,外國人立即跑來了,給他出多少多少銀子,於是,他就給賣了。

對此,我們可以說,這王道士不好,中國的那麽寶貴的東西被你給賣了,可是,如果他不賣,那些東西現在還會存在嗎?一個很值得註意的細節是,後來清政府發現這東西重要,也曾經派人押送了一部分去北京,可是,押送的沿途,貪官汙吏們,到誰那誰就順手拿一點,到了北京以後,也沒有什麽了,而且,被那些貪官汙吏拿走的東西,到現在也都找不到了,倒是被帝國主義列強掠奪走的那些東西現在還好好的在那裏。

所以,這到底是王道士的功還是過呢?我認為,當知道了這些歷史真相以後,應該學會公平地去看待,歷史的罪責不能讓王道士一個人承擔,這是一個民族的犯罪,不能單單去責怪王道士,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了,當他無法盡力的時候,他就想,我只有來個自產自銷了,我賣莫高窟的東西得來的銀子,再拿來保護莫高窟的其它東西,事情就是這樣!因此,把文物保護的重擔放在一個老道士的身上,是不公平的,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面對道士塔,我們需要的是,透過王道士的身影,去反思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悲劇。


天一閣的問題也很典型。浙江寧波的天下第一藏書樓——天一閣。它的主人是範欽,他的家族世代努力,藏了四百一十三年,一共十三代。因此,它也成為了旅行中的一個重要景點,也被賦予了許多的文化傳承、文化保護方面的意義。可是,其實這完全是一個虛假的故事。如果事先為這個故事所限制,那我們在天一閣的身上就什麽也看不到了。

比如說,我們要不要問一個問題,範欽的官應該相當於國防部副部長,那麽,一個國防部副部長,他當時的工資是多少呢?他怎麽能去購買7萬冊的藏書呢?在古代,7萬冊藏書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目,那麽他的錢是怎麽來的?當然後,這個問題並不重要,因為,它畢竟擁有了7萬冊的藏書。可是,重要的問題是,從他的大兒子開始,未他守護這7萬冊的藏書,一共守護了十三代。因此,很多人一到天一閣就很激動,可是我們想過沒有?蘇軾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他說人有愛好不等於這個人就是好人,也就是說一個好的愛好並不能證明這個人就是好人。比如說,一個人愛錢我們就說他不好,那愛書他就一定好嗎?愛書和愛錢有什麽不一樣呢?當一個人把錢和書都當成文物、當成收藏品的時候,我們只能說,這個人有收藏癖。

其實,把一個人把書當成收藏品的時候,這個事件已經不是一個精神傳承的符號。我們只能說,他喜歡收藏書。可我們一定要知道,無論收藏什麽,都只是個收藏,收藏書也一樣,不能說這個人收藏錢,收藏萬兩白銀,就說他是個守財奴,是葛朗台,這個人收藏書,收藏了幾萬冊,他就一定是個好人。我們一定要看的是,他收藏書是不是後來造福於民了。那麽,誰又能說天一閣的書曾經造福於民了呢?範欽立的遺囑說,不得給外人看,為此,他們家的書從來沒有給外人看,到現在為止,大概上去用過這些書的人20個都不到。

何況,范家守了十三代,但是他們家卻一個知識分子都沒有出,都是目不識丁,他們家世世代代還是做農民,這邊種地,那邊收藏書,說是中國第一藏書家,實際上他們家誰也不看書。我記得,清代有個大學者上去了,結果發現,藏書有一半都爛了。後來他的家人說怎麽辦呢,要重新清理歸類,可我們不知道怎麽歸類。而且,後來解放以後,天一閣的7萬冊就剩一萬冊了,一萬冊書,其實當時很多人的收藏都能達到。要知道,當時寧波民間收藏起來的書是三十萬,何況,他們家的書沒人看過,但寧波還有三十萬的藏書卻在被大家閱讀。

我覺得,我們去看天一閣,就要去想這個問題。書的真實價值是什麽,是流動,書的真實價值,是創造,書的真實價值在天一閣身上沒有發揮作用,那它還是書嗎?從這個角度,你再到天一閣,你就知道了,這完全就是個悲劇。把愛好變成了癖好,變成了一種很不良好的習慣,結果就成了悲劇。而且,這是我們很多中國人都容易釀造的悲劇,比如說我們輕視知識,比如說我們以為財富比才能還重要。顯然,當你這樣想的時候,天一閣你就開始讀懂了。你的旅行也才真正地不虛此行。

再比如說我們到浙江旅行的時候,肯定都會被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的故事所感動。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個故事我們一定要重新討論它。要知道,在中國的北方和南方,有兩件大事劃分了春秋和戰國,在北方黃河流域是三國分晉,在南方長江流域是吳越爭霸,這兩件事情是春秋和戰國的分界線。

回頭看看,應該說,中國人在春秋時代還是很講道理的,春秋時期,打仗都是很講禮儀的,宋襄公打仗的時候,對方還在河裏,他說不能打,對方到了岸上,他還是說,不能打。一定要等對方上岸以後,而且把隊伍安排好,然後再公平對決,結果,他反而被對方打敗了。對他,中國千秋萬代都在罵,包括毛澤東,他也說他是“蠢豬式的仁義”。

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宋襄公的仁義恰恰正是中國這個民族在春秋的時候還是很有道德很講禮儀的一個證明,那個時候的中國人,男人象男人,女人象女人。但是到了戰國的時候就不同了。就以兵法為例,戰國時兵法大興,但是,各種各樣的兵法卻都是在不太會打仗的例如象齊國那樣的國家的人寫的,真正打仗打得最好的,卻什麽兵法都沒有,例如秦國,秦國有什麽兵法?

秦國無非就是用計(陰謀詭計),對於秦國來說,用計比用法要重要。春秋的時候,是討伐之戰;但是到了戰國,就成為滅國之戰。兩百六十年都是互相滅國,彼此間都是用計(陰謀詭計),而在用計(陰謀詭計)的過程中,最為歷史傳誦的傑作,就叫做臥薪嘗膽。這是中國人的悲劇。被打敗了,敗了就敗了,願賭服輸呀,吳王對越王不薄,並沒有斬盡殺絕,,可越王卻時時刻刻在心裏想,我要報仇,每天早上都要提醒我一下,一定要報仇。結果,越王勾踐帶了一個很壞的頭,耍盡心計,而且毫無信義可言。因此,在臥薪嘗膽的背後,我們一定要知道,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悲劇,因為從臥薪嘗膽以後,我們就開始知道了一件事,就是陰謀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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