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自由的另一面是自由給個人帶來的孤獨與無權力。在路德新教教義中,便含有這一方面的觀念。由於本書之目的在討論作為一種負擔與危險的自由,所以,以下的分析強調,在路德與加爾文教義中的這一方面的觀念,在路德與加爾文的教義中,他們強調人的根本邪惡性與無權力。

路德認為,人性本惡,使人想做壞事,使人不可能靠本性從善。人有邪惡的本性。人性的墮落及人性之不能自由地從善去惡,就是路德整個思想的基本觀念之一。他以這種精神來批評保羅致羅馬人的信:“這封信的本質就是:要摧毀、根除、和消滅人類的智慧與正義……重要的是,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吾人之正義與智慧,已從吾人之心靈深處,及從吾人之空虛的自我處,徹底地被摧毀和根除了。”(MartinLuther:“VorlesudyuberdenRomerbrief,”chapterⅠ,i)

這種認為人是墮落和無能為善的信念,是上帝恩典的一個基本條件。惟有當人屈辱自己和摧毀他個人的意志及驕傲,然後上帝賜恩予他,“因為欲蒙上帝賜恩,不能靠我們自己,而須靠外來的正義與智慧,”(同前註)

 路德在“自由的枷鎖”的小冊子中,更激烈地表示了人類的沒有權力。他說:“因此,人類的意志無非是供上帝與魔鬼驅使的野獸。如果上帝當令,則人將服從上帝的意志。如同聖經舊約詩篇所說:‘我這種愚昧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一般。然而我常與你同在。(第七十四篇第二十二、二十三節)如果撒旦當今,則人將服從撒旦的意志,人類的意志是沒有權作選擇的,如乘者之於坐騎,其權在乘者,而不在坐騎。’”(MartinLuther:“TheBondageoftheWill”)路德宣稱“敬神的人沒有‘自由意志’,而是上帝意志,或撒旦意志的俘虜、奴隸、和仆人。”(同前註)。路德認為,人不過是上帝手中的一個無權力的工具,人是本性邪惡的,人的惟一職責便是服從上帝的意旨,上帝以無比之正義行為,拯救人類。像路德這樣一個受失望、焦慮、與懷疑驅策,而同時又迫切渴望肯定的人,竟提出這種說法,委實有些令人不敢相信。所以,這些教義不是他所提出的明確答案。他終於為他疑慮,找到了答案。在一五一八年,他突然得到啟示。人不能靠他的德行而獲救;他甚至不應想到,他的工作是否會取悅上帝;但是,如果他有信仰,他便一定可以獲救。信仰是上帝賜與人類的;一旦人類有了信仰的主觀經驗,他便可以確信他會獲救。人與上帝是可以互相容納的。一旦人在信仰的經驗過程中,領受了上帝的恩典,人的本性便改變了,因為籍著信仰,他與基督結合為一體,而基督的公道使人恢覆了他因亞當的墮落而失去的公道。可是,人不能終身良善無疵的,因為他本性的邪惡是不能完全消失的。

 路德把信仰當作為個人自救的義觀經驗的這種教義,在初視之下,可能使人覺得,這和他那疑慮的感覺(這是他的人格特征)及他在一五一八年以前的教義是矛盾沖突的。其實,就心理而言,這種由懷疑轉變成肯定的改變,並不是矛盾的,而是有因果關系的。我們一定要記住,這種懷疑的性質:它不是一種由於思想自由而產生的理性懷疑,敢去質疑已成定案的看法。這是一種由個人孤立與無權力而產生的非理性的懷疑,這個人對世界抱著焦慮與仇恨的態度。合理的答案決不能治愈這種非理性的懷疑。惟有當個人成為一個有意義的世界的一部分時,這種非理性的懷疑才會消失。如果一個人不能這樣地與一個有意義的世界結合為一體——正如同路德和他所代表的中產階級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麽,懷疑便會被壓抑轉入地下,而想要壓制懷疑的方法,就是保證給予絕對的肯定。如同我們在路德身上發現到的這種對肯定的迫切探求,並不是表示真正的信仰,而只是出於想要克服那種不可忍受的懷疑的需要。路德的解決方法,我們可以在現代的許多人身上發現到,他們並不相信神,他們消除了受著孤立的個人本身,成為外在強權的手中工具,籍著這種方法,來尋求肯定。對路德而言,他心目中的權力是上帝,籍著對上帝的屈服,他尋求到肯定。但是,他雖然靠這種方法鎮壓住他的疑慮,這些疑慮並未真正消除;直到他臨終時為止,他仍受著疑慮的困擾,因此,他必須重新加強其屈服外界權威的努力,來克服這種疑慮。心理上,信仰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意義。它可能是表達與人類的內在關系,以及肯定生命;也可能是對基本的疑慮感的反應組成(reactionformation),這種疑慮是由個人的孤立及其對生命的消極態度所形成。路德的信仰便有這種補償的作用。

 了解懷疑的意義,及想要壓抑這種懷疑的企圖,是特別重要的,因為這不僅是路德與加爾文(下面將會說到加爾文)的神學問題,也是現代人的基本問題,懷疑乃是現代哲學的起點;想要壓抑懷疑的需要,是促使發展現代哲學與科學的一項最有力的刺激因素。但是雖然合理的答案已解決了合理的懷疑,可是,只要人一天不能從消極的自由演變到積極的自由,非理性的懷疑便一天不會消失。現代人之想要壓抑懷疑的種種企圖——有的是想要追求成功,有的認為,對事實的無限識知可以解決對肯定的期求,有的則服從一位領袖,因為領袖可給予“肯定”——只不過使懷疑不為人所覺察罷了。只要人一天不能克服他的孤立,只要他在世界的地位一天不能成為有意義,懷疑的本身便一天不會消失。

在中世紀末期,路德的教義與各種人(除了富裕及有權的人以外)的心理情況,有什麽關系?如同我們已討論過的,舊的秩序正在瓦解中,個人已喪失了肯定的安全感,並且受到新的經濟力量,資本主義者及獨占者的威脅,共同的原則已由競爭取而代之;較低層階級感覺到日益受到剝削利用的壓力。路德教義對低層階級的吸引力,和它對中產階級的吸引力不同。城市中的窮人,以及農村的農人已處於絕望的情況。他們受到無情的剝削,他們的傳統權利和特權也遭剝奪。他們的革命情緒表現在農民暴動與城市的革命運動方面。福音道出了他們的希望與期待,正如同它曾給早期基督教時代的奴隸與苦力,帶來希望一樣,路德攻擊權威,以福音作為他傳教的重點,就此而言,他引起那些動亂的群眾的響應,正如同在他之前的其它具有福音性質的宗教運動,能吸引起動亂群眾的響應一樣。

雖然路德接受他們對他的忠順,而且支持他們,但是他也只能做到某一程度而已;當農民采取進一步行動,不僅僅限於攻擊教會的權威,和要求改善他們的命運時,他便不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了。他們進而成為革命階級,揚言要推翻所有權威,和破壞社會秩序的基石,可是,中產階級卻想要維持社會秩序。因為,盡管有很多困難——這些困難在前面已說明過了——中產階級仍有特權反對窮人的要求;故而,他們非常反對革命運動,因為革命運動的目的是不僅要摧毀貴族、教會及獨占者的特權,而且要摧毀他們自己的特權。

中產階級的地位是處於極富與赤貧之間,這種地位使它的反應成為覆雜的,而且在許多方面是矛盾的。他們想要支持法律與秩序,而同時,他們本身又受到日形重要的資本主義的威脅。即使是中產階級中較成功的人,也不及一小群大資本家那麽富裕和有權力。他們必努力奮鬥以求生存,和求進展。財閥的奢華益加使中產階級覺得渺小,和使他們充滿嫉妒與反感。就整體而論,封建秩序的瓦解,和日形重要的資本主義者對中產階級的威脅,多於對中產階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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