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還是“能不能……”

在我看來，當今時勢，所謂“全球化”，並不是一個人為設計的主義和構想，而是人類社會在政治經濟發展的覆雜流程中，各種利益需求關系經過長年的競爭與合作、挑戰與回應等，逐漸形成的一種歷史的“合力”結果，也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客觀存在。竊以為，面對這樣一種客觀存在，不管是作為一種民族的抉擇或是一種價值的確認，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停留在意識形態批評的層面，反覆去辯難、論證“要不要……”，其實是沒有多少意義的，余地很少、自耗能量很多卻於事無補的；對“能不能……”的思慮——如何確立自身在當今“全球化”、“地球村”大格局裏的位置，如何在這樣一種新的歷史大格局中開放心胸思路，以把握自身的歷史發展機緣，反而是我等百年來為“強國夢”赴湯蹈火、前仆後繼而在所不惜的華夏兒女，需要真正“在所不惜”去執著用力的地方。

耶魯，雖然是一個引領各種西方人文社科新潮的發源地（所謂“耶魯學派”是也）。但據我的從旁觀察——從每月出版的“耶魯全球化研究”，到每周頻繁舉行的各種關於“全球化研究”、“區域研究”的大小研討會，只要瀏覽議題細目，你會發現：同樣引領風潮的耶魯“全球化研究”，從一開始，就沒有在“Why”（為什麽）和“What”（是什麽）這些“要不要”的問題上做過多的著墨糾纏（理論上探討“Why”和“What”雖然是學術研究的“題中應有之意”），而是坐言起行，立即就進入了“How”（具體政策方略）和“Where”（區域）、“When”（時機、機遇）——也即是“能不能”的實證性、實踐性的課題討論和專業化的社會參與和合作。

按照海外著名史學家黃仁宇和唐德剛幾乎異曲同工的“大歷史觀”的看法：作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的進程，中國所迎接的挑戰，其實不是自1840年清道光年間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始，而是自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83年進入中國的明朝萬歷年間，就正式開始了。更確切地說，“世界是平的”（據說以此為題的這本托馬斯？弗裏德曼的譯著，曾成為中國的暢銷書），回應這一挑戰的需要，實際上自16世紀50年代的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就逼臨在歷史悠久、千年來始終高踞世界發展中心高位的泱泱華夏民族面前了。但是，又正是無以擺脫的這種“高踞中心高位”的“天朝心態”，使得自1560年（那是利瑪竇進京的年頭）迄今的五百余年之間，面對西學東漸，東、西文化交會與撞擊的議題（在今天看來，也就是“現代化”亦即“全球化”的議題），從“洋務運動”時期的“體用之爭”開始，一直延伸到百年後的“清汙”、“反xx化”、“姓社姓資”之爭等，我們耗費在“要不要……”上較勁論辯的精力和時間，都太多太多了，而對於“能不能”的思考與實踐，則是太少太少了，以至我們自己常年陷身於“要不要”的自耗之中而毫不自知。所謂“大國崛起”之路，也就更是“路漫漫其修遠兮”了……

文章沒待寫完，便又接到法學院另一個視頻全球聯席會議的邀請。這一回，議題更尖銳“入時”：“關於伊朗：美國和中東穆斯林世界的對話”。為了遷就主會場——中東約旦地區的時差，會議定在早晨8點半就開始。因為話題熱門，我一大早頂著微雪匆匆趕到會場，發現現場早擠滿了各種膚色的學生、教授，其中尤以裹著穆斯林式頭巾的女性面孔引人註目。大家就著備好的咖啡、甜面圈隨便對付著早餐，還是由那位叫“格林”的法學院學生做主持人，並請方格子裏身在約旦而曾留學美國的一位英語非常流利的巴勒斯坦年輕作家做話題引言人，這場從一開始就帶著針鋒相對的火藥味的跨地區、跨種族、跨宗教的對話，拉開了帷幕。或許是窗外紛飛的雪花對視頻的幹擾，又似乎是象征著“文明的沖突”對於“全球化”命題的沖擊，熒屏上的電波訊號不時被中斷，在語流的高低休止、影像的動靜明滅之間，我勉力撐到上課時間抽身離去，回身一望，我又一次看見：小方格裏自己的蠕動的身影，像是一只打著擺子的螞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