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別樣風流(1 下)

我們還從宋人話本中看到:在宋代城市裏,媒婆給人撮合婚事,首先也是講好女子會很多樂器,以“李樂娘”自譽。一般市民也都要培養自己的子女唱曲,這喚作“教成一身本事”。北宋東京低級吏員之家的慶奴,由於“唱的好曲”,在生活無著流落鎮江的時候,便到酒店“賣唱”為生。

為賺錢而唱的樂伎,由於訓練有素,往往都是歌喉婉轉,字真韻正,使人百聽不厭。至於城市中的舞蹈,可以用《繁勝錄》中的一句話概括:“諸色舞者,多是女流。”最為突出的是臨安,街市上三五成隊的樂人,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詞,專沿街市“趕趁”……

可以說,歌舞女伎成為宋代城市女伎的主流。金人攻陷東京前,一次來索千名女伎,主要也是限於歌舞伎,就能說明這個問題。但這不等於說女伎僅歌舞一種,在宋代城市中,女伎的範圍是很寬的。1992年2月,河南洛寧縣東宋鄉大宋村出土的北宋樂重進畫像石棺可證——

石棺上有《散樂圖》,其圖為一吹觱篥女伎,一吹簫女伎,二拍細鼓女伎,一舞蹈女伎。此樣式在河南安陽天禧鎮等宋墓均有發現,為北宋大小城鎮最為常見的小型女伎散樂。

在散樂兩側,各有一窗欞式屏風。左屏風前、桌後、右側各立一女,左女拿茶托,端茶杯,右女雙手端盤。桌前一女,雙手扶碾輪在槽中碾茶末。右側屏風前、桌後一女,雙手端一碗,此女對面站一端酒杯女,桌前一女雙手端圓盤,盤上放一註子。一《進茶圖》,一《進酒圖》,交相映襯。

從這畫像石棺看出,宋代女伎是各式各樣的,不獨吹拉彈唱,也有娛侍女伎,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堂前人、拆洗人、針線人……這位樂重進,就是歌舞女伎和侍候女伎並重的,他的這一生活方式,標示出了宋代城市女伎的兩個方面——在大量的歌舞女伎一旁,也同樣存在著一個以出賣生活技術的龐大的女伎隊伍,在東京人力市場上的“女使”,就是這一類型的代表。通過“女儈”或“牙人”,隨時都可以雇用或買到這樣的女伎。

王明清的《玉熙新志》、洪邁的《夷堅志》都記敘道:政和年間,一官員的兒媳婦懷孕,一官員夫人生男孩,均通過牙儈雇、買到了一位奶媽。可知這種以生活技術謀生的女伎是很多的,並已形成了行當,已有專門的牙儈經紀人。而且,市民對這種以生活性技術謀生的女伎的要求非常之高。侯君素《旌異記》就曾講敘過這樣一個故事——

晏元獻家有一老乳媼燕婆,為晏家服務數十年。燕婆死後,晏家對她仍時節祭祀,並經常見到燕婆托夢來說:“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扶持,苦乏人耳。”晏家便為燕婆畫二女伎,送去焚之。可又夢見燕婆來說:送去的女伎軟弱不中用。晏家嘆異,便請工匠用厚紙格繪二美婢,送去焚之。他日晏家又夢燕婆來謝:“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

這個故事相當生動地刻畫了一位終身以生活性技術為職業的老女伎的心願,她服侍人一生,逝世後在陰間仍向往女伎的服侍。倘女伎無美好伎能與容顏,老女伎怎麽會向陽間傳遞出這一請求?

生活技術性女伎之伎能,與歌舞女伎之歌舞相比,其境界絕不遜色。就以“針線人”來說,雖是縫補刺繡,但本事很高強。《單符郎全州佳偶》中所介紹給司戶作“針線人”的李英,“第一手好針線,能於暗中縫紉,分際不差”。又如臨安車橋下的“璩家裝裱古今書畫”鋪中,有個18歲的女兒,被郡王所賞識,其原因是郡王在轎中看見她身上系了一條繡腰巾,換言之,也就是此女的繡工被郡王看中。璩秀秀的刺繡本事有《眼兒媚》詞為證:

斜枝嫩葉包開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園林深處,引教蜂亂蝶狂。

有這樣的針線功夫,自然要使郡王青睞有加,璩秀秀趨奉官員命運自然難免。因為璩家無錢將她嫁人,只能以璩秀秀將針線伎藝獻與官員府第來謀一生路。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連都市寺院的尼姑,都紛紛轉向以“繡工”賺錢。曹希蘊就曾為東京乾明寺尼姑的“繡工”作詩,說她們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尼姑都以學“繡工”為本行,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在城市裏女子就業有較大優勢。所以在臨安的小戶人家,都重女輕男,倘若生下女孩則愛護得如捧珍珠,因為待女孩長大,可以隨著她的姿質,教給她一種藝業,以此待價而沽。當然,女伎之伎藝應培養至上乘。即使女伎中最為“下色”的廚娘,所擁有的伎藝也是要十分精湛。從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河南偃師出土的此類畫像中就可以知道她們的形象——

她們均梳高髻,穿寬領短衣,著長裙,或烹茶,或滌器。其中“斫膾畫像磚”上繪有:高木方桌,一把短柄刀,大圓木菜墩上有大魚一條,刀旁有一柳枝穿三條小魚,挽袖露出臂上長圈套鐲的廚娘,腳邊有一盆水,桌下一方形火爐,爐火熊熊,上置一雙耳鐵鍋,鍋中水正沸騰……

這使人想起葉夢得所記:在南饌未通行東京時,京城裏竟無能斫膾者,只有梅聖俞家一廚娘會,故歐陽修等人想吃鱠時,便提魚前往梅家。看來藝有專門,廚娘也並非是女子就可勝任,必須要專門訓練。以臨安廚娘為例,那就是一種具有較高伎藝的職業——

有一當過太守的官員,委托人物色一位廚娘,不幾日,委托人便為他尋到了一位有容藝、曉書算的廚娘。一旬過後,廚娘果然來到了,不過她是派一腳夫拿一信先來,太守見信中要求用車去接她,辭語很委婉,字劃特端楷,便知此廚娘非庸碌之輩。果然,一入門,著紅裙綠裳的廚娘,容止循雅。太守還未嘗她做的飯菜,就已十分高興。待初試廚娘手藝,只見她團襖圍裙,“銀索攀膊”。

所謂“攀膊”,乃是市民為便於操作而發明的通用工具。如李公麟所繪《百馬圖》中:二鍘草人衣袖都用繩索縛定掛於頸項間,以把袖子高高捋起。高級者才用銀索“攀膊”,足見廚娘氣度的不凡。待她掉臂而入,切抹批臠,慣熟條理,真有莊子比喻的運斤成風之勢。她做出的食饌,芳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用語言形容。

能夠雇傭具有這樣不俗伎藝的廚娘的,非豪門貴戶莫屬,但這並不意味著市民階層就不能享用這種女伎手藝了。在宋代嶺南地區,無問貧富,女子都要研習庖廚,勤練習刀俎,如果能夠善長醯醢葅鮓,那就是大好女子了,市民們爭著聘具有這樣伎藝的女子為婚姻,征婚時甚至出現了這樣的笑話:我家女子不善裁袍補襖,若修治水蛇、黃鱔,一條勝似一條……

女子必須具有良好的庖廚伎藝,已成為宋代市民擇偶的一個基本標準,這也成為許多女子成名的一個看家“法寶”。以廚娘這一行當來看,在宋代城市中以女子命名的名牌食品和食店已不在少數。其中突出者,如李婆婆雜菜羹、王小姑酒店、王媽媽家茶肆、汴河岸賣粥嫗、金明池酒肆賣酒女……如此等等,必是廚藝精良,經營得法,才廣泛傳於市民之口,進入記敘都城生活的專書。

像宋五嫂魚羹,在東京飲食行業中就有名氣,南渡臨安後,仍然以獨特味道享譽京城。趙構曾嘗過她的魚羹,僅這一次,宋五嫂就得了10枚金錢、100枚銀錢、10匹錦絹。由於曾經禦賞,市民便紛紛趨向,宋五嫂由賣魚羹遂成富媼。宋五嫂魚羹選料講究,烹調技術與眾不同,故始終為市食中翹楚,否則身處左江右湖環境中的市民,便去喝其他人家的魚羹了。還有不少以婦女稱謂命名的店鋪和商品,也是由於特殊的伎藝而揚名,如醜婆婆藥鋪,陳媽媽泥面具、風藥鋪,賣卦的西山神女,印刷行業中刻書的婺女。吉州舒公窯的女伎舒嬌,制出與哥窯等價、栩栩如生的瓷玩具。還有臨安五間樓前大街上,那戴三朵花的婆婆,敲響盞,掇頭兒拍板,用伎藝表演來賣“點茶”……

正是這些女伎,以獨特的魅力,極大豐富了宋代城市的風貌,並給予當時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影響。如金代燕京的下棋最高國手就是一位號稱“妙觀道人”的女子,這無疑是步宋代城市女伎“象棋沈姑姑”的後塵。僅此一點就足以使人窺見宋代城市女伎形象是多麽光彩奪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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