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對四個成語的解讀 ——我所理解的“真文學”(1)

各位同學,晚上好!

 說老實話,我不知道我可以對諸位講些什麽。難道我們還有什麽不知道的思想嗎?這是一個思想平面化的時代。一個人已不可能再擁有一些獨特的思想。幾乎任何一種思想,都像風一樣在我們耳邊飄過了,甚至像口香糖一般被我們反覆嚼過了。資源共享的現代機制,其結果是我們中間再也不可能有一個真正的思想家,更不可能有一個大智慧的先知。我們,不分男女老少,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裏一起接受了觀念的洗禮。一個驚世駭俗的思想,一夜之間就會衰老為常識。記得十多年前,我在大講堂聽一位先生的講座,我用仰視的目光看著他,我覺得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神。我驚嘆,在這個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思想敏銳和深刻的人。那種深刻,讓我有一種望塵莫及的感覺,有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感覺,還有一種仿佛看到初生的嬰兒的興奮感覺。但是,世界運行到今天,我們絕對不可能再產生這樣的感覺。如今,任何一個觀念被談到時,我們眼前都仿佛是走過一個老態龍鐘的人使人感到陳舊、平庸與心煩。

沒有我們不知道的思想,只有我們不知道的知識與事情。

我能講什麽?無非是重覆——重覆我們已有的重覆。因為這是一個思想克隆的時代。

今天之所講,我更願意看成是我本人的自白與思索。

下面,我與大家一起解讀四個成語——這四個成語可能與文學有關,與文學的生命有關。它們分別是:“無中生有”、“故弄玄虛”、“坐井觀天”和“無所事事”。



 (一)無中生有


 現在我來講第一個成語:無中生有。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就是無中生有。無中生有的能力是文學的基本能力。也可以說,無中生有應是文學所終身不渝地追求的一種境界——一種老莊哲學所企盼的境界。

 若干世紀以來,人類總有一份不改的癡心:用文學來再現現實。而且人類以為文學已經再現了現實。文學將心思常常放在對已有世界的忠實描述上。“有”成了它的目標,成了它所獵取的對象。如果不能面對“有”,文學就會感到惶惶不安;如果不能再現“有”,文學就會檢討自己的責任。

 這種情況會因為一個國家一種文化的內涵與取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國是一個講經世致用的國家,一切都講究有用,講眼見為實。我們的日常姿態是面對“有”,文學始終在強調作家的目光與“有”的對視,而且這個“有”又必須具有“用”的功能。

 “用”這個詞在中國哲學——尤其是在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生活哲學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詞。看什麽、干什麽,全得想一想有用還是無用。這個用是形而下意義上的,是實用的用。即使學問,也得有用。無用的學問就不成其為學問。當年顧頡剛先生就抨擊過這種衡量學問的標準。在他看來,以有用和無用來衡量學問,是可笑的,學問的標準應是真與假,而不是有用與無用。“存真”與“致用”,是兩個不同的標準,而學問的標準只能是存真。這一標準的確立是有歷史意義的。但這種思想只能在學問的圈子中流傳,而不能向社會流播。拘住中國人心思的是“實”、“有”、“用”。長久浸潤於這樣一種氛圍,對“無”的想像被忽略了,直至將它打壓到陰暗的角落裏。

 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就是只寫看見的。文學只用眼睛,腦與心是閑置著的。最後荒廢了,退化了,想再用都用不了了。我們不能將此歸罪於現實主義。問題不在現實主義,而在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在理解上我們肯定是有毛病的。我們將現實主義庸俗化、狹隘化了。我們將現實主義理解成了模仿,理解成了一種事務,理解成了對平民百姓的日常感受的反映,理解成了對“有”的僵直面對。大家知道,長期以來,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制約下,中國作家非常善於扮演一個角色:平民的代言人。我對此頗不以為然。我說,中國文學必須具備貴族的品質,這是文學能夠燦爛輝煌的一個基本品質。當然,我說的“貴族”和“平民”,不是階級意義上的,而是美學意義上的。對平民階級的尊重和對平民美學趣味無原則的靠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從哲學意義上講,其實文學是根本無法再現“有”的,再現幾乎是一種癡心妄想,文學的所謂再現,充其量是一種符號意義上的再現——並非是實存之“有”,而只是“有”之符號。(本文為作者2004年9月19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術交流中心所作的演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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