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說莫言獲諾獎的七大原因

溫按：最近我接連寫了3篇關於莫言的評論（其中一篇是和葉誠生合作的），但願不會被看作“湊熱鬧”。其實我是力求對莫言創作的得失都有所領悟分析，不是一味捧場，也不是刻意貶損。這一篇最近刊載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其開頭部分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做了七個方面的分析。（此處刪節，內容可見本人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432ccb010143ot.html）本文認為莫言極大地發揮了對歷史的想像力，賦予歷史敘事毛茸茸的質感。有意回避歷史的宏大敘事，而轉向“野史化”，走的是誌怪誌人、野俚荒誕一路。莫言刻畫北中國鄉土的愚昧、貧弱、甚至罪惡暴行，關注活躍於人性“洞穴”中的那些善惡強弱和變態，在文化的體認中，又常伴隨對人性、潛意識、集體無意識的挖掘。他所營造的“高密東北鄉”神秘而狂亂的世界，以及汪洋恣肆的語言，形成“重口味”風格。文章指出在當今“去革命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氛圍中讀莫言，雖然痛快，卻也可能會引發某種無常與無奈之感。以下是本文的內容：

莫言獲獎已經過去半年多，有些思考逐漸沈澱下來。這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約稿，讓我再談談莫言，我想著重談兩點：一是歷史敘事“野史化”，二是“重口味”的問題。

先說說莫言的歷史敘事“野史化”。

“講史說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攀附“史傳”，甘作“正史之補”，歷來被看作是一種很高的寫作追求。一代代國人也都很習慣於文學的“敘史”功能，他們從這些敘史的作品中獲得了公共的歷史知識與想像。到了現代，文學未曾拋棄這種重視“敘史”的傳統，不少現代作家都曾迷戀於用文學來記載歷史，“感時憂國”成了現代文學的一個基調。現代文學的發生與發展始終和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相互纏繞，在相當程度上，文學中的“歷史敘事”又總是為社會主流價值及其歷史觀念所制約，或者直接充當這些觀念的形象圖說。

近百年來的普通讀者已經很習慣接受這種帶意識形態教化功能的敘事。如《倪煥之》、《田野的風》、《韋護》、《蝕》、《子夜》、《死水微瀾》、《京華煙雲》、《財主的兒女們》、《李家莊的變遷》、《四世同堂》、《呂梁英雄傳》、《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等等，都力圖從不同角度去呈現歷史的過程，充當“正史”之補，許多小說家有“史詩”的情結。如《子夜》被稱作“史詩”，就是很高的褒揚。茅盾的《蝕》和《子夜》等系列小說力圖全面描寫30年代中國社會的樣貌與性質，在複雜的階級矛盾、衝突以及時代變革的敘述中貫穿了明快的社會剖析，這種寫法甚至帶動形成了一個流派。

往“正史”的寫法靠攏，在很長時間里被看作是“正統”，這種種在呈現“大歷史”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作家的文學敘述和讀者（包括批評家）的接受，一直都比較傾向於“正史”的敘事法則。在五六十年代許多“紅色經典”中，比如《山鄉巨變》、《紅旗譜》、《青春之歌》、《創業史》，等等，都常常是以“正史”姿態出現的敘事模式，所追求呈現的都是“大歷史”，是波瀾壯闊的潮流。這種敘史模式之下，所有人物事件都被賦予某種歷史的含義，格外注重時間性與進化性，若把其敘事的情節簡化，就大致可以看到一種線性的勾勒；還有就是總喜歡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去劃分新與舊、進步與保守、主流與支流，價值立場非常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