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防火(1 上)

火災

一堆熊熊燃燒的火,一個手腳捆綁的人,烈焰旺,身翻滾,炙皮裂肉,慘叫不絕……這是建隆二年(961)東京街頭出現的一幕。

這位史籍未載姓名的被燒之人,是在皇宮“內酒坊”作工的一名小卒子。史籍未說明是否是他造成皇宮內失火,只記載了由於失火,這名小卒子被投入火中而受到活活燒死的嚴懲。是太祖趙匡胤作出了誰造成失火就要被火燒死的最為嚴酷的決定,他還下令將與這次失火有關的監官以下數十人,押解刑場斬首,屍體露市示眾……

“自是,內司諸署,莫不整肅。”這是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對這次失火處理後果的評價。史籍記述趙匡胤:“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其形象仁義至極,何以對一次失火如此大動肝火,嚴懲不貸?其中自有緣由。

從宋代開國立都於東京來看,趙匡胤面臨著一個怎樣維護剛剛到手的政權的問題,具體來講,先是如何固保城池的問題。據傳,在開寶元年(968)修城時,趙匡胤看到已經畫好的方方直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的施工圖,大怒,自取筆塗改,命用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並在旁特註:“依此修築。”

開寶修城,確有其事。趙匡胤如此設計,著眼於城池的易守難攻,自有其道理。對開國之君而言,京都的安全,是壓倒一切的。任何一點對京城安全造成危害的行為,在趙匡胤看來都是大逆不道、不可饒恕的。

這種出發點與後來他的繼承者對火災所采取的認真防範的態度,還不盡相同,但是不應排斥這樣的認識,即火災對城市有極大的危害,城市要極端重視火災預防的思想,已經開始在城市管理者的頭腦中占有了一個位置,盡管是很粗淺的。

乾德元年(963),國子博士聶崇義上言趙匡胤,提出:“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統,膺五行之王氣,纂三元之命歷,恭尋舊制,存於祀典,伏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宋朝立國之初即宣布: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宋當以火王,色尚赤。這在建隆元年(960)就被作為國家大典規定下來了,所以,聶崇義的建議,馬上得到趙匡胤的批準。朝廷為“感生帝”在南郊設高七尺、廣四丈的祭壇,奉宣祖升配,牲用騂犢,玉用四圭,幣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康定元年(1040),朝廷又在河南商丘即宋朝開國之處設壇祭祀大火之神,用閼伯配享,準中祠。還下詔令:每年三月、九月擇日由商丘長吏以下官員分三獻,州縣官奉禮祭拜。到了徽宗當政,還專建了“火德真君殿”,供奉更甚。

南宋自紹興二年(1132)以來,又恢覆了東京祭祀火神的傳統,如紹興七年(1137)在臨安府設火神位,在每年的三月和九月向中原望祭古商丘之地。紹興十八年(1148),又將祭火神的“小祀”“升為大祀”。高宗趙構又在太一宮專辟一“火德神殿”……

任何一點違背火神象征和辱慢火神的作法,在宋朝都是不允許的。像皇佑六年(1054)四月由於出現了日食天文現象,按夏歷四月火歷正月的成例,仁宗好不惶恐,下令將皇佑六年改為至和元年,並從四月一日開始,減死罪,釋流放。仁宗還易服避正殿,減常膳,在四月日食時,用牲祭祀,等等。知制誥胡宿不失時機上奏說:國家要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其神屬禮。國家常須恭依典禮,以順火性。

胡宿認為東京不下雨,是因祭祀火神不夠,提出要到南郊告謝天地,以消災旱。胡宿的奏章,是從理論上闡明祭火神的重要意義,恰逢其時,得到了仁宗的批準。由於敬火觀念已深入朝廷上下,所以神宗年間,商丘知州張安道據王安石變法而提出的租賃祠廟為市場的作法,提出了火正閼伯和微子兩祠廟可否租賃的問題,這一下子就引來了神宗措詞嚴厲的“禦批”:“慢神辱國,無甚於斯。”但天下神廟卻皆因此而免鬻。

崇尚火神,就如此得勢,以至北宋著名的書畫家米芾,就曾順應潮流刻了一個“火宋米芾”的印章,以示趙宋之尊。後來南宋的博物學家李石也建議:大宋建都在大火之下,宋為火正,其源也是如此。

然而,火神並未領宋代城市管理者這份虔誠情意,反而較之其他朝代在城市裏更為肆虐——

建隆三年(962)正月,開封府通許鎮市民家起火,燒廬舍340余區。五月,東京大相國寺起火,燒房舍數百區。

乾德五年(967),東京建隆觀起火。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開封府起火,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秘閣。

明道元年(1032)八月,東京禁中起火,延燒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

景佑三年(1036)七月,太平興國寺起火。

元佑六年(1091)十二月,開封府起火,燒得府廨一空,知府李之純僅以身免。

重和元年(1118)九月,後苑廣聖宮起火,一次焚毀5000余間房屋。

紹興元年十二月(1131),臨安大火,燒萬余家。

紹興二年(1132)五月,臨安火彌六七裏,延燒萬余家。

同年十二月,臨安又起大火,燒吏、工、刑部、禦史台及公私室廬非常多。

嘉泰四年(1204)三月,臨安起大火,燒尚書中書省、樞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糧料院、親兵營、修內司,延及學士院、內酒庫、內宮門廡,燒2070余家。

嘉定元年(1208)三月戊寅至四月辛巳,臨安起大火,燒禦史台、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禦輦院、太史局、軍頭、皇城司、法物庫、禦廚、班直諸軍壘,延燒58097家。城內外亙十余裏,燒死59人,踩死者不可計算。城中廬舍燒毀十分之七,文武百官只好住到船上。

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臨安起大火,燒城內外數萬家,禁壘20區。

嘉熙元年(1237)六月,臨安起大火,燒3萬家。

以上是兩宋首都火災的粗略概況,損失異常驚人。中小城市的火災,也不甘落首都之後,損失也非常可怕——

建隆元年(960),宿州起大火,燒民舍萬余區。

乾德四年(966)二月,岳州衙署、廩庫起火,將市肆、民舍燒光,官吏逾城才逃一命。

開寶八年(975)四月,洋州起火,燒州廨、民舍1700區。永城縣起火,燒軍營、民舍1980區,死9人。

嘉佑三年(1058)正月,溫州起大火,燒屋1.4萬間,死者50人。

元豐元年(1078)八月,邕州起大火,燒官舍1346區,諸軍衣萬余襲,谷帛軍器150萬。

紹興十一年(1141)七月癸亥,婺州起大火,州獄、倉場、寺觀暨民居一半被燒光。

乾道九年(1173)九月,台州起火,一夜未停,燒縣治、酒務及市民7000余家。

淳熙九年(1182)九月,合州起火,民居幾乎全被燒光。

嘉定五年(1212)五月,和州起大火,燒2000余家。

總而言之,兩宋三百多年內,全國發生的大型火災有兩百多次,平均不到兩年就有一次,主要是發生在首都及各州縣城鎮上,其中以京城這樣的大城市最為嚴重。以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榮王宮的大火為例,錢惟演《玉堂逢辰錄》記述最詳盡——

火是四月二十三日夜從榮王宮燒起的,當時大風從東方來,五更後火益盛,未至天明,東宮的雍王、相王、南陽郡王、兗王、王、榮王等六宮府第,一時全部燒凈。二十四日,火又燒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朝元殿後閣,南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回燒左藏庫,又西燒秘閣史館。

午時,燒朝元門東角樓,西至朝堂。未時,火出宮城,連燒中書省、門下省、鼓司審官院。到了晚上,燒屋舍計2000余間,救火而死的人達1500多,至夜,火仍未絕……

火燒了整整一天兩夜,燒得宮人相壓,死於灰燼中者特別多,慘不忍睹,焚燒諸庫,使香聞十余裏外。宮中的大樹大都燒毀了,所余者也都焦枯了。尤其是秘閣三館的圖籍,一時俱燒盡。大風中,紙片碎屑,漫天飛舞,源源不絕,飄向汴水……有人嘆息道:唐末五代,書籍只存留下來這些,誰知遇上了這麽一場火,一點未剩,太可惜了!

這一損失使朝廷既驚又痛,大火過後,著手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補救圖書,出示秘本,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校。宋代的校勘、校理圖書官職,就是自此設立的。即使這樣,也難以補救圖書的損失,到嘉佑五年(1060),朝廷還詔示中外士庶,呈獻宮中所缺的圖書……

對火災的痛切認識,首先還是體現在皇帝的自責上。大火剛過,真宗就發表了《榮王宮火延燒殿庭求直言詔》,指出這場大火是“失於防微”,需“彌深於省咎”,誠懇希望“文武官並許直言”,“勿吝傾輸”。真宗緊接著將這次起火責任人榮王元儼,降為端王,貶出東京,降封在一個小地,怨怒情緒溢於詔令之中:“用警未然,使烈焰俄興,燔延棟宇,罪既有歸,勿忘修省!”

真宗自責,處分榮王,只能說是表面文章。榮王宮之所以起火,迅速蔓延,看似偶然,其實又是有其內在的必然的因由的——

宋在後周基礎上建都於汴,荊南高繼沖、湖南周寶權、南唐李煜、南漢劉、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紛紛辭樓下殿,輦來新朝。他們攜妃將雛,舉家遷徙,東京一時土木大興。這和後來的宋廷南渡臨安時的情形,有頗為相似之處。

加之趙匡胤一定國就說服高級將領,去買田建房,頤養天年,擁有廣地壯宇就成為一時風尚,而處於政治、經濟中心的首都,則為宅園建設首選之地。在東京、臨安,占地廣、規模大的多為王公貴族的住宅。

以東京的此類住宅為例:大中祥符年間景龍門北的李遵勖府第,僅其宅第以東就有隙地百余畝,悉疏為池,構堂引水,異石珍木,冠於京城。後來的蔡京常住的閶闔門外南邊的府第,更是宏敞過甚,中有高達四丈九尺的六鶴堂,人行其下,望之如蟻。宅第的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

從這樣的例子中,不難想見本不夠寬裕的城市空間的擁擠。“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皇畿賦》中的這些話,並非危言聳聽。財大勢雄的官僚“侵街”、“侵道”的現象屢見不鮮。

鹹平五年(1002),真宗曾下詔令,命右侍禁門祗侯謝德權擴充東京的道路,拆掉沿街而建的“貴要邸舍”,可是招致一片反對聲。雖然這次也設立了標記,立於街道兩旁,不許越標私建,但真正實行還是很難的。真宗怎麽能超越和摒棄他所依賴的統治基礎呢?

況且真宗當朝時,也用了14年的時間,修起了壯麗的玉清宮,宮殿占地頗多,二十八星宿,就各有一殿,面積大到2610區。玉清宮所用的楩楠杞梓,都搜窮了全國的山谷。

無限制地建府治第、築樓修殿,勢必要占又大又多的地方,其後果就會使東京的衢巷愈來愈狹隘。熙寧中,皇家作坊工匠因受不了苦,想奪門而逃,可是一個老兵將門關上阻擋,他們便無一人沖出。據說最初是因為這個作坊門巷狹窄彎曲,眾工匠不堪忍受,請求將這作坊取直放寬,可是未獲準許,工匠們便要沖出這牢房般的工作處。堂堂的皇家作坊也這等狹小,東京門巷的狹小可見一斑。

與唐代長安嚴格的方格網狀街道不同,東京的街道或成丁字形,或成井字形。東京的路面普遍比長安窄,一般不會超過15~20公尺。這可從《清明上河圖》上所繪的街道看出來。在東京,不寬的街道兩旁,歡門矗立,店樓密列,高低起伏,參差錯落,可東京的面積卻只有長安的一半,人口卻比長安近百萬的人口要多,最多時達到150~1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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