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明:論德里達的“補充”概念(1)

德裏達這一頁似乎要被匆忙地翻過去,這充分顯示出當代理論和批評的輕狂。解構主義在西方畢竟已經有三四十年的歷史,而且廣泛地被人文學科所吸收。當代多元主義變得油嘴滑舌,這不過是從解構主義那裏搞了點皮毛。而一元論和獨斷論依然盛行,這說明解構的任務並沒有完成。相反,當代思想文化對解構主義完全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不折不扣的拿來主義。這種情況就是在西方當代理論和批評中,在文化研究這門超級學科中也隨處可見。解構(尤其是德裏達)只剩下一些觀念和語錄片斷,解構主義始終被神秘化,要麽變成當代詭異的前現代的諾斯替教義,要麽變成後當代的思想文化的啟示錄。但二者都是將解構簡單化的結果。在中國,情形顯然更難恭維。解構曾經被看成妖魔,現在則被看成常識。解構的命運與其他現代西方理論的命運一模一樣,都是被匆忙瀏覽留下只言片語而後被扔到一邊。現在解構被幸運地變成常識,仿佛誰都在解構,誰都身藏這把暗器,或者默記著這句咒語。

解構在中國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這不應該是解構在中國的遭遇,尤其在起源與中心如此堅固的當代場域中不應該被如此輕易地打發。解構是後現代思想文化建構的基礎(盡管這二者都反對基礎的存在),但經歷過一段歷史的清理之後,後現代文化也走向建構性,解構本身的建構性也可以發揮出效力。盡管說當代中國的後現代文化建構不可避免要與現代性纏繞在一起,但應該是現代性的那些積極的價值取向融入後現代的文化中,而不是現代性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整合力量在起著絕對支配作用。這需要我們重新回到後現代文化的最初的基地,也就是回到解構,回到解構的那些最有活力的思想中去。

 

一、解構的文學性方法

 

1987年,比利時人奧特溫•德格雷夫就德曼在1941年2月至1942年6月發表於比利時《晚報》上的92篇文章指責德曼在德國占領期間有反猶主義傾向。德裏達又寫了《猶如貝殼深處的海濤聲——保羅•德曼之戰》一文,對此事的來龍去脈作了交待,當然也是在為德曼打抱不平。(早在1984年,在保羅•德曼去世一周年時,德裏達作了關於記憶的講演。不用說,這個講演是紀念他的好友德曼的。這些講演以“memory”為題,於1986年在美國出版。但在1987年,比利時人奧特溫•德格雷夫就德曼在1941年2月至1942年6月發表於比利時《晚報》上的92篇文章指責德曼在德國占領期間有反猶主義傾向。德裏達又寫了《猶如貝殼深處的海濤聲——保羅•德曼之戰》一文,對此事的來龍去脈作了交待,當然也是在為德曼打抱不平。該文後來匯同”memory”續集出版,題為《多義的記憶——為保羅德曼而作》,1988年出法文版,由Editions Galilée出版。中文版由蔣梓驊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出版)。關於這篇文章對德曼的多方面闡釋這裏不談,其中有一處提到德曼與解構的關系時,德裏達說到:“戰後過了20余年,德曼發現了解構”(參見《多義的記憶——為保羅德曼而作》,蔣梓驊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242頁)。他最初談論解構是在《盲視與洞察》這部論文集,但這部論文集直到1971才出第一版,1983年再版,其中的論文如果有談到解構的話,也不會早於1966年。如此說來,德裏達稱德曼“發現了解構”,只能理解為他把德裏達的“解構”引進到美國。1966年,他們在美國的赫甫金斯大學一見如故,開始了他們的堅定同盟。但很多研究者把他們看成只是同盟軍,力圖抹去德曼的解構標簽。一位德曼的權威者林賽•沃特斯認為:除了德裏達在《白色的神話》的開頭就“印刻文字”的物質性所作的論述外,德裏達對德曼沒有什麽直接影響(林賽•沃特斯《美學權威主義批判》,中文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24頁)。這個見解可謂是極端了。魯道夫•加謝(Rodolphe Gasché)就寫了一些系列的文章來區分德曼和德裏達不同的文學活動。但德裏達本人顯然不這樣看問題,他認為德曼是解構在美國的中堅,是他的真正的同道,是解構的開創者和實踐家。德裏達說道:如果沒有保羅•德曼,在美國的解構就不可能是其所是(參見:《多義的記憶》第129頁。德裏達同時寫道:在德曼著作內部發生了什麽事呢,如果可以將這個“內部”分離為:1,他不談論解構的時刻;2,他談論解構象談論一種正在其他文本中進行的操作這樣的時刻;3,他像描述解構那樣描述自己的工作這一時刻?)。在德曼的著作的內部,他描述解構就象描述自己的工作一樣。

德曼“發現了”解構,這一陳述意味著什麽?是德裏達出於友情與紀念,把解構的發現功勞歸功於德曼嗎?但是誰發明了解構了呢?這裏使用的是“發現”,當然也不是德裏達——德裏達從來不會這樣認為,解構這個詞來自海德格爾,德裏達一直是在閱讀海德格爾的文本中來展開解構的。但是德曼發現了解構,這個陳述是真實的,是德裏達發自內心的訴說。解構是一項發現,而不是發明。不是發現誰,而是發現解構本身。這就是德曼的功勞。這是德裏達與德曼一拍即合的地方,而且也是德曼鼓舞了德裏達的地方。重要的問題就在於:解構就在那裏,德曼發現了它。德曼一開始就說,“沒有必要解構盧梭”,因為他本人已經在解構。這是換一種方式說:解構總是已經在作品中,尤其在文學作品內工作。解構並不像現代性技術工具,在事後和從外部起作用。文本自己解構自己,要記得這一點或這些文本就行了。對於德裏達來說,這一陳述是一項生動的隱喻,它表示著德曼的歷史本身就象他閱讀的所有的文本一樣,本身是解構的,解構就存在於他的歷史中。德曼發現了解構,解構也解構了德曼的歷史性。這樣,德裏達為德曼找到了逃脫1941—1942年的歷史牢籠的最佳方式。歷史是解構的,沒有總體性,也沒有本質。它是延異、替換和非中心化的過程。

但是德曼“發現了”解構——不是一項應急措施,不是臨時性的證詞,那是對解構之存在方式的發現。解構就在那裏,就在文本內,就是在文學作品內。這是對解構的簡要陳述。解構尤其在文學作品內,這意味著解構天然歸屬於文學。德裏達之所以對德曼感激不盡,就在於德曼說出了真相,解構就在文學作品內。這使德裏達終於擺脫了哲學的夢魘。因為德曼,因為在文學批評領域裏建立的聯盟,德裏達的解構主義開始大行其道,德裏達越過了哲學的界線,變得更加理直氣壯。

1966年,德裏達與德曼相遇,這確實是解構主義的僥幸。解構找到,或者說回到文學的家。海德格爾的最後只有孤軍奮戰在荷爾德林的詩性世界,那是存在之最後境界。但是,德裏達遭遇了德曼,這就是解構時代的開啟。解構回到了文學,文學是哲學的家園,康德、尼采、海德格爾無不如此,但都沒有德裏達這麽幸運。德裏達青少年時代就在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和作家之間徘徊,他結果選擇了哲學。但是,在正統哲學界,他一直被看成一個批評家,一個用文學方法來閱讀哲學的人。當然,什麽是“文學方法”是值得推敲的,不管怎麽說,德裏達的閱讀使用了大量的隱喻,依靠聯想,玩弄詞藻遊戲,任意跳躍,隨便轉折。甚至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評論,更象是先鋒派式的實驗文本。很顯然,在德裏達的解構策略中,拆除在場的起源性,把起源與中心看成“補充”的產物,這是他對形而上學最為有力的解構,由此也使在場的權威性,使在場處於中心的地位受到嚴重動搖。通過發現隱喻、替換和補充的遊戲,任意顛倒等級,讓詞與詞進行嫁接……,所有這些,都是德裏達式的文學閱讀方式,用文學方式來閱讀哲學的方式,他是用文學對抗哲學的人(馬克•愛德蒙森就用這一表述作為一本書的名字。“文學對抗哲學”,這倒是道出了解構策略和方法的奧秘。《文學對抗哲學》,中文版,2000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要了解他的對抗之所以有效並且進行得如此徹底,就有必要理解他的“補充”(或替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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