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而言，我認同西渡此文的觀點，他將女性詩歌與詩歌區分為兩個不同內涵的概念，在此基礎上，他比較客觀地呈現了一個事實：“從世界範圍看，無論古今，女詩人寫的也大多是女性詩歌”；女性詩歌“缺少一個絕對的視野，缺少一點無我的精神，也缺少一點抽象的能力”；“女性詩歌的讀者數量並不能彌補女性詩歌在質量上和價值上的某種損耗”。

但我對西渡此文總體性的認同並不代表我完全認同其中某些結論性的觀點，比如：“女詩人把世界想象成男性的；男詩人則既可以把世界想象成男性的，也可以把世界想象成女性的，還可以把世界想象成無性別的”；“女性詩歌不過是女性與世界的權力關系的又一個證明。那麽，女詩人得以寫出一種普遍詩歌的前提，就是這一權力關系的瓦解。”這些觀點顯然存在進一步探討的余地，不過我此文的目的並非探討這些結論，而是想在西渡所呈現的事實基礎上反身追問一個問題：女性，如何創作詩歌而不只是創作女性詩歌？

一、詩歌中的性別政治

詩歌創作不是一場有時間限制的足球比賽，以最後的比分結果論輸贏，它處於過程之中，處於代際傳承和經驗積澱之中，如果我們考慮這種過程性，我們會發現，女性介入詩歌的過程遠遠短於男性詩歌。

在傳統社會，女性被排斥在社會活動領域之外，連基本的受教育權利都沒有，更遑論寫作的權利了。作為一種創造活動，寫作者必須擁有對於世界的主動意識，正是這種主動意識成為詩人創作的內在動因。然而，在傳統性別等級模式中，女性的主體性生成始終是一個難題，這可能是女詩人寫作面對的最大困境。當她有幸能夠寫作，她的寫作基點也是模糊的：她無法像一個男詩人那樣，在文本中建立一種絕對的權威，建立一種物我對立的等級制關系，相對於所要描寫的客觀世界，女性首先就是一個他者，同時，由於她們不被鼓勵言說，寫作不僅不會提升她們的社會價值，甚至與她們的價值認同標準相違背。

可見，女性不是將這個世界想象成男性的，而是這個世界已經被男性占為己有。男性之所以可能對這個世界進行多元化的想象，根本是因為他們對這個世界擁有主人翁的心態，面對世界，他們就是“Authority”。

十八世紀以來，西方的女性主義運動愈演愈烈，她們強調性別解放，並且將這種性別政治貫徹於每一個領域，包括詩歌創作之中，突出詩歌創作中的性別政治標準，認為女性詩歌可以其對詩歌（男性）傳統的顛覆而獲得價值，她們的這種努力類似於先鋒詩歌對詩歌傳統的顛覆，也類似於解構主義對傳統理性主義的顛覆，都以反抗性、異質性、顛覆性為最高標準。

但是，當每一波先鋒的浪潮過去，每一個真正的詩人最終還是必須承認，作為一種藝術，詩歌的藝術審美原則永遠都是最高標準。先鋒性或者性別政治在一時一地可以成為至高原則，但它們無法覆蓋詩歌的藝術審美原則，這正如解構之後還是必須進行新的建構。

假如我們不過分糾結於概念的話，對於藝術審美原則的內涵，我認同西渡的理解，它應該包含著普遍性、去個人化和抽象性。在這一藝術審美標準面前，也的確如西渡所說，現有的女性詩歌整體上弱於男性詩歌，女性寫的大多只是女性詩歌。

考慮到上個世紀中國和西方的女性才開始獲得普遍的教育權，那麽，如何操縱筆，對於女性群體而言仍然是需要代際探索、經驗傳遞的事業。

對於這一事業的前景，我們有理由不悲觀。這是因為，現代社會，包括其學習和生活方式，其實更適合女性（在中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一趨勢，隨著男女兩性在教育權上趨於平等，每年的高考女狀元逐漸增多且已經有超過男性的趨勢）。就寫作這一活動方式而言，可能也更適合女性：安靜地坐在書桌前，忍受孤獨和寂靜，調動全部的感官和情感體驗……當越來越多的女性介入這種活動時，對傳統社會以體力和戶外活動取勝的男性而言，構成了一種極大的威脅，正因如此，艾略特、龐德等人才要大聲疾呼，抵制浪漫主義詩歌中的“女子氣”，恢復詩歌的男性氣質。這背後潛藏著一種隱性的性別競爭。

但是，我們也不可盲目樂觀。寫作作為一種室內活動方式更適合女性，並不代表女性真正能做好這種活動，正如絕不多數女性在家庭中承擔著縫紉、烹調等工作，但一旦這些工作成為職業，其真正的佼佼者馬上就變成了男性。也就是說，女性普遍缺少將這些活動社會化的能力，也缺少在這些活動中成為“Authority”的力量，這是否僅僅只是女性與世界之間的權力關系問題？在這種權力關系之後還存不存在更根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