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雨傘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科斯獲今屆（一九九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所有經濟學者都大聲叫好。該獎始設於一九六九年，迄今得獎者三十一人，沒有哪一位能像科斯那樣得到眾望所歸的反應。

美籍的科斯是英國人，具有英國紳士的最佳傳統。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在節奏上都比一般人緩慢，但看起來﹑聽起來卻有難以形容的舒適感。他有英國人的幽默，說話從來不開罪人，但在他溫文緩慢的談吐中，旁聽的人大都有這樣的感覺﹕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湛深也！

我不是科斯的學生——沒有上過他的課。一九六七年秋天在芝加哥大學首次見到他時，我已經是博士了。我是因為芝大喜歡我的論文，給了我一項獎金而應邀到那裡去的。在洛杉幾加州大學唸書時，我對科斯的思想下過三年苦功，他的每一篇較為重要的文章我差不多可以背出來。到了芝大後去找他時，大家只談了幾句就一見如故。後來我們一起多次在校園漫步及進午餐，他以研討的方式指導了我很多有關他的思想。外間不少人說我是他的學生，是一個沒有錯的「誤解」。

在行內的言論或在書本上的評論中，科斯的名字往往與我相連在一起。有幾個原因。他的文章論事與分析的風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經濟學上的興趣與我如出一轍﹔我的《佃農理論》常被視為「科斯定律」的實用例子﹔我幾乎每一篇學術文章都提到科斯，而科斯則多次對人說我是唯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由於這種種「巧合」，他退休時，祝賀他的文章中我那篇被置於卷首﹔當他的貢獻要載入經濟學百科全書時，我被邀請執筆﹔去年，瑞典的諾貝爾基金會舉辦的五年一度的研討會議，要介紹科斯的經濟學，文章是由我寫的。當然，該會選取的評論我的關於科斯學說那篇文章的評論者，也是科斯。

科斯獲諾貝爾獎，我的高興毋庸細說。但科斯顯然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倒使我替他擔心起來了。事情是這樣的。瑞典諾貝爾基金會的多年主席今年退休，又剛好是該獎設立的九十週年，所以獎金特別高。科斯個人得經濟學獎，獎金是一百萬美元！他今年八十一歲，平生節儉，沒有孩子，自己的退休消費早已有了安排，一百萬美元的額外獎金，怎樣處理的確是難題也！

記得去年八月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與科斯相聚，見到他拿一把雨傘。雨傘陳舊不堪，分明是不能再用的了。我好奇地問他﹕「你拿這傘作什？換把新的在香港僅賣兩美元，美國也不會怎麼貴吧？」他回答說﹕「這傘我用了四十年，最近壞了，在美國我找不到修理雨傘的人，所以要把它帶到倫敦去。」「但修理雨傘這個行業已成陳跡，就算你找到修理的人，費用也會遠比買把新的﹑較先進的雨傘為高。」我這樣說，是勸他棄舊取新也。殊不知他回應說﹕「十多年前，我在倫敦找到一位修傘的人，很相宜地把這傘修理過一次。過兩天我要到倫敦去，會去找那人替我再修理，希望他還健在。」

當時我無話可說。如今我想，有了一百萬美元的諾貝爾獎金，修補雨傘的費用再高百倍，也大有盈餘因為是九十週年，諾獎委員會決定邀請所有還健在的曾經獲獎人參加這次的頒獎典禮。我與該獎無緣，但也在被邀之列。我對邀請的人打趣說﹕「你們請我到瑞典觀禮，是否當做給我一個安慰獎？」他回答說﹕「不是的，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邀請的不曾獲獎的經濟學者，只有你一個。」

他這樣說，我覺得是天大面子了。殊不知他跟來信，指明我要穿上燕尾禮服，要如何如何。後來我和香港的一家老字號洋服店接洽，他們翻開書籍研究後開價萬多港元！我於是自我安慰﹕萬多港元的禮服，只穿一次，怎樣也說不過去，不過，我可能有穿第二次的機會呀。

下了禮服訂金，步出洋服店之際，我想，既然一套禮服要花一萬多元，太太的長晚裝要新的，兩個人的機票又要數萬，觀禮的費用何其昂貴也？既然要花這些錢，不如多花百多港元，買一把最好的﹑先進的﹑可以自動撐開的雨傘，千里迢迢地帶到瑞典去，送給科斯吧。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斯德哥爾摩·之二

（一）

與香港相比，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近於荒涼之地。冬天陰陰沉沉，陽光難得一見，遊客是不會跑去度假的。然而，每年的十二月，那裡有頒發諾貝爾獎的盛會。去年十二月十日，是該獎的九十週年，所有仍健在的獲獎者都獲邀請赴會，一時間禮服煌然，衣香鬢影——而當地禮服的租價也急升了。

我是因為科斯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被邀請到瑞典去觀禮的。早一年，諾獎基金會曾請我到那裡介紹科斯的貢獻。雖然差不多所有行內人都說科斯理應在十多年前得獎，但姍姍來遲，還是令我喜出望外。

再一次的瑞典之行，我是不能推卻的。起程的前三天，一位諾獎委員給我電話，說希望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一個諾獎得主雲集的晚宴中，我能講十五分鐘的話。不能婉拒，但我意識到可能是怎樣的一回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了。幾天前，施蒂格勒（一九八二年諾獎得主）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在學術界盛會中，他一向是演講的最佳人選。我想，是要我代替施蒂格勒講話吧。我自知講話的本領與施蒂格勒相差甚遠，但這問題不大。困難是，在講話時我怎可以不想到施蒂格勒，而一想到他我就難以舒暢地發言了。

是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剛到芝加哥大學不久，在一個酒會中我遇到施蒂格勒。我向他提出一問題來，他哈哈大笑，說﹕「你一定是史提芬，是阿爾欽的學生﹔只有阿老頭教出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蠢的問題。」他跟帶我去介紹給會上的一眾長輩，在我耳邊輕聲說﹕「這些都是大名家，但你不用怕，因為他們像我一樣，都知道你是誰。」其後在芝大的兩年中施氏給我不少鼓勵。

我和太太十二月八日傍晚抵達斯德哥爾摩，長程飛行後疲倦，不應酬了。九日清晨起來，早餐後，匆匆趕去聽科斯的諾獎演說。到了瑞典的科學院——科斯演說的地方——聽眾雲集，科斯還沒有到場。我正在講室門前呆立之際，突然有人抱我，高聲大喊。我一看，是弗裡德曼。他嚷道﹕「羅絲，你看是誰來了？」

「是科斯獲獎，我怎能不來？」我解釋說。羅絲突然見到我身旁的太太，高興到不得了。我對弗裡德曼說﹕「科斯快來了，我要在講室門外等他，你可否先進場，給我們留兩個位子。」他欣然承諾，進場去了。過了幾分鐘，弗老從場內走出來，對我說﹕「很多人要『搶』我給你倆留下的座位，我怕保不住，你們還是先進場來吧。」

進場坐下之後，弗老忙給我介紹前﹑後﹑左﹑右的人，都是曾獲諾獎的大名家，大部分是我認識的，其實不用介紹了。過不多時，一位不相熟的人走到我的座位旁，低頭輕聲地說﹕「科斯到了室外，你最好到門前去迎接他。」我和太太應命走到門前去，見到科斯，緊握他的手。燈光很暗，他定神一看，知道是我，慢吞吞地說﹕「史提芬，你來了。」「我當然要來！」他身旁的太太搶說﹕「你的羅納德也來了嗎？我很想見見他。」

我告訴她我的羅納德沒有來，這使她很失望。二十年前，我的兒子出生，見到科斯沒有兒女，就把兒子起名羅納德，與科斯同名。其後每過一段日子，老羅納德會寫信給我問及小羅納德的事。後來小羅納德長大了，年多前與老羅納德見過一次面，跟小的進了大學，與老羅納德通起信來了。老「羅」寄小「羅」的書，小的讀後回信。科斯的太太既無兒女，又無親屬，希望能見到小羅納德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二）

大家進了講室，我坐下來，科斯緩緩地走向講台，掌聲雷動。主事人介紹科斯後，是科斯演講的時候了。科斯說﹕「在宣讀我的諾獎演辭之前，我要先說幾句關於施蒂格勒的話。你們應該知道，我這位好朋友十天前去世了。我欠他很多，所以要先說幾句感激的話」室內鴉雀無聲，而科斯述說施蒂格勒的往事，實感人，措辭也大有文采。施蒂格勒死而有知，當可告慰矣。

跟科斯宣讀他的諾獎演辭，讀不了幾句就提到我，把我嚇了一跳。他是這樣說的﹕「關於這個經濟理論的轉變，我不敢說是個人的功績。Williamson﹑Demsetz﹑張五常以及他人的優越貢獻，是我的著作受到重視的原因。」平素聽人演講，我做白日夢的時間多，聆聽的時間少。但聽到講者提及自己的名字，就好像聽得清楚一點。科斯講到半途第二次提及我﹕「讓我轉到我的第二篇﹑諾獎委員會提到的文章。那是我三十年前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我認為假以時日，該文會將微觀經濟學的整體改變的。我要補充的是，在發表該文時我沒有這個意圖但後來在六十年代與張五常研討，使我意識到該文對經濟理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說得太客氣了，使我為之汗顏。科斯一九六○年的鴻文有口皆碑，其重要性是不需要我指出來的。

講座散場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校長請科斯和我們幾個人進午餐。跟我陪同科斯回到他的酒店房間，這時只有他和我，靜靜地暢談了兩個小時。他告訴我自從被公佈得獎後，兩個月來他沒有一天安寧的日子，實在很疲倦了。他近八十一高齡，頭髮俱白，不說其他，單是獲諾獎的興奮也不易應付了。我於是對他說﹕「那我就應該先走，讓你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忘記，明天是頒獎的大日子啊！」「你還是留下來吧，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一時間不知從何說起。」「是關於經濟學的事嗎？」「一部分是的﹔另一部分是關於你的兒子羅納德，我很高興收到他的信，看來這孩子還是不錯的。」「他很有魄力，而又像你一樣，對問題想得很深入。」「是呀，他來信說不明白一個經濟學的問題。那是很奇怪的問題，我要多想一下才給他回信。」「他的缺點是興趣太多，對每一個科目都盡力而為，而對學問以外的玩意也是如此。」「這跟你一樣，大概是遺傳使然吧。」

無拘無束地暢談了兩個小時，我們的太太一起進來，興致勃勃地傾談。房間突然熱鬧起來了。科斯把話題一轉，談到他得悉獲獎後的一些趣事。

原來瑞典的諾獎委員會公佈科斯獲獎時，他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斯旅行，聽不到有關的消息。過了一天，路透社的一位記者找到他，使他立刻成為突國的英雄。該國的總統請他晚宴，車子前往時沿途的群眾向他夫婦揮手﹔酒店不僅把他倆搬進最佳的套房去，而且在大門外懸掛紅色的大橫布，說科斯住在這裡﹔離開突國時，航空公司方面把他倆「升」為頭等客，起航之後，全機的乘客獲饗以香檳酒，駕駛員則宣佈是因為科斯在此機上而特別慶祝一番的。

諾貝爾若地下有知，應含笑於九泉矣！人類畢竟是崇拜英雄的。據我所知，歷史上，沒有哪一項獎能像諾獎那樣輕而易舉地製造英雄。然而在我心目中，科斯早已是個英雄了。這個英雄形象，獲得諾貝爾獎與否都沒有關係。但對於不認識經濟學的大眾來說，拿不到諾獎，又怎算是英雄呢？

科斯認為他突然間躍升為英雄，是沒有多大意思的鬧劇，但他顯然感到過癮之至。走筆至此，我驀然想到奈特。一九六七年我在芝大遇到奈特時，他已經八十多歲了。其思想深不可測，是我心中的大英雄。然而，他在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後三年才去世，卻沒有得過獎。諾獎委員會又怎能自圓其說？

奈特的文章湛深難明，他本人在課堂上教學時更是天馬行空，使一般學生如墮五里霧中。但他卻有五個學生先後獲取諾貝爾獎——也許還會有一二人吧。識英雄，重英雄，我對奈特是佩服的。

一九三一年，科斯二十歲，拿到了一項旅遊獎學金，從英國跑到美國去。到了芝加哥大學，他偷偷地走進奈特的課室，聽了三課，若有所悟，寫出了《公司的本質》一文，是反對奈特的公司理論的。六十年後，科斯以該文獲諾貝爾獎。不算是學生，只偷聽三課，奈特的啟發和感染力了不起吧。

（三）

十二月九日的晚上，瑞典的一家銀行請了十多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晚宴，來賓六十多人。阿羅（一九七二獲獎者）與我被選為宴後講話的人。起初我以為是代替在九天前不幸謝世的施蒂格勒說些什麼，但在宴前兩個小時，一位主事人相告，我的講話是代表科斯的。原來科斯連日奔波，疲倦之極，要在頒獎的前夕多些休息。

我演說從來不作準備，而在美國演講時，座中有三幾位諾獎得主已試過幾次了。然而，十多位諾獎得主在座的情況，卻從未遇！我雖不腳軟，但有點緊張。在晚宴前的酒會中，我首先遇到阿羅。我們沒有見面十多年了，他一見到我，就熱烈地跟我握手言歡，使我感到一陣溫馨，緊張的心情也鬆弛下來了。接見到弗裡德曼夫婦﹑米勒等人，大家都在說笑，氣氛很友善。

殊不知入席時，我突然見到薩繆爾森，又立刻變得緊張起來了！薩氏是半世紀以來最傑出的理論天才，但自從十多年前他太太去世後，他變得沉默寡言，整天皺眉頭，使人有難以親近之感。我佩服薩氏，知道他的厲害，也生畏。

那夜見到薩氏在座，我想，此公當年不到二十歲鋒芒畢露，發問從來不客氣，講話後的聽眾發問，一般地說，我可以兵來將擋，可是假若薩氏返老還童，要以什麼方程式來跟我過癮一下，我倒不容易應付了。

阿羅先講話，講了三十分鐘，輪到我。我走到麥克風前，向左一看，坐的是弗裡德曼，對我笑容可掬，不住點頭，示意嘉許。但當我向右一看，坐的是薩繆爾森，只見他閉眼睛，顯得愁眉苦臉似的，一時間我涼了半截﹔不過，話還是要講的。我胡亂地說了一些，是關於科斯理論對中國經改的影響。最後我說，假若我自己對中國的經改有點貢獻，總而言之，是我無形中作了「中間人」，把科斯的學說介紹到中國去。我又說，這「中間人」不難做，因為科斯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理論可以說得很淺白，是不難「推銷」的。

我自己覺得話講得不好，但在散場之際，弗裡德曼走到我身旁，說﹕「你講得很好。明天中午，你和太太可否到我的酒店來跟我們進午餐？」我欣然答應了。

當夜回到酒店，閒無聊，掛個長途電話到香港給楊懷康，向他述說因為薩繆爾森在座，使我亂了陣腳，講話講得一塌糊塗。楊老弟聽說我有難，高興到不得了，笑得很開心，說﹕「這叫做牙擦蘇遇到黃飛鴻！」我認識楊老弟十多年，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出這樣中肯的話來。

十二月十日，是科斯的大日子。清早起來，好容易才等到中午，找弗裡德曼夫婦午膳去也。午膳匆匆，因為諾貝爾的頒獎禮要在下午三時到場，而大家要穿禮服，太太們為了打扮得如花似玉，要有個多小時的準備工夫。女人在愛美上頭自古「費時」，尤其在隆重如諾獎典禮的聚會中，男人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

因為是諾獎的九十週年紀念，觀禮的嘉賓特別多，而頒獎的儀式也特別隆重了。我和太太的座位很不錯，是在台前的第七行。鄰近的來賓不少看來是貴族，女的珠寶滿身皆是，男的勳章胸前滿掛。九十週年，也是說頒獎典禮已有八十九次的經驗，的確辦得有聲有色。單是頒發五項獎狀——物理﹑化學﹑醫學﹑文學﹑經濟學——和平獎在挪威同時頒發——就用了兩個小時，沒有冷場，有娛樂性，顯然是經過細心策劃的典禮了。

我的感覺是該典禮的確隆重。早上十時，所有要坐在台上的人都要事先到場演習。典禮下午四時開始，但來賓要在三時抵達，三時四十五分後不准進場。典禮開始，音樂悠揚，喇叭齊響，登台的人要分成兩隊，按節拍，緩步前行。瑞典國王最後出場，來賓肅立﹔跟是奏什麼諾獎禮曲﹑國歌，然後是主事人的演辭。接每個獎項都有人作五分鐘的介紹，而在獎與獎之間都奏音樂，有世界知名的女高音歌唱。

剛好是莫扎特逝世二百週年，所以女高音所唱的都是從莫扎特歌劇中選出來的歌曲。有莫扎特的音樂助陣，對我來說，頒獎幾乎變得無足輕重了。

（四）

十二月十日下午六時，頒獎典禮完畢。我見觀眾多，恐怕散場後街上交通有問題，便帶太太搶先離場。但向頒獎台上一看時，只見介紹科斯的那位諾獎委員向我們招手，要我們到台上去。上去後，該委員說道﹕「你們應該向科斯道賀啊！」我們走到科斯站立的地方。這時他（背向我們）面對從台上另一邊走來的眾多前諾獎得主，他們一個個地跟他握手道賀。我等了好一陣，才輕拍科斯的背部，他轉過身來，見到是我，激動地握我的手，說﹕「我們今後要多做一點工作，是嗎？」我呆了一陣，說﹕「背後的人都等跟你握手，你還是先招呼他們吧，希望晚宴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再談。」

下台走出場外之際，太太埋怨說﹕「剛才科斯的意思，是要你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你為什麼不回答他？」

我沒有回應，但心裡在想﹕「科斯這個人真的是做研究『做』得癡了，以至不識時務。頒獎道賀，怎可以連致謝的話也不說，只管什麼研究工作？」但我又想，不是這樣的人，怎能獲諾貝爾獎呢？

從頒獎會場趕回下榻的酒店，稍事休息，又得趕去晚宴的地方。晚宴在市政廳舉行。那裡的大堂看來有四萬平方呎的面積，天花板的高度近百呎，是用石頭建成的古老建築物。宴會的賓客約有一千四百人（一說是二千人），共聚一堂。在大堂四周高高的牆上，有多個窗戶，每個窗台上都站一個手持樂器的人。來賓坐定後，皇室諸人與諾獎新得主進場，樂器大鳴，跟每一項食品進場，都鼓角齊鳴，侍者一隊隊地托菜盤進場，秩序井然，令人歎為觀止。

是夜，宴會所見到的偌大場面，使我想起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說的「鐘鳴鼎食之家」，也想起古人述說孟嘗君的晚宴﹕「一鼓而牛飲者五千人！」不同的是，孟嘗君昔日宴請的是雞鳴狗盜之徒，而諾獎的晚宴，珠光寶氣之間，滿目是身穿禮服之士。

假若我是諾獎得主，在晚宴中我會想起某武俠小說的一副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科斯沒有我的豪情，但他在經濟學上的成就，使我有「一劍霜寒四十州」之感。事實上，近數年來，舉世的共產政制兵敗如山倒，轉談產權的重要，「科斯定律」之功不可沒也。這樣，科斯的「一劍霜寒」，又何止「四十州」呢？

晚宴過後，是舞會的時間，但因為第二天要趕返港，便忙找科斯說幾句道別的話。千多人的聚會，一下子怎可以找到他？尋尋覓覓，看不到科斯，卻遇到弗裡德曼夫婦。他倆見到我們，要我們陪去跳舞，去看煙花。弗老邀請我太太跳舞，跳得龍精虎猛，說﹕「我不跳則已，一跳驚人。不驚人的舞是不值得跳的。」跟他帶我們去看煙花，是在那所謂皇子之室才可看到的，進去時需要特別的通行證。弗老是前諾獎得主，要表演一下他通行證的「權力」，就對守室門的人說﹕「我有通行證，但要讓我的朋友先行。」這樣，我們也看到煙花了，覺得與香港的相差甚遠，不值一看。弗老的太太羅絲說﹕「這裡的人太斯文了，看煙花竟然沒有歡呼的。」弗老一聽，就大聲歡呼起來！

是晚上十一時三十分了，還是找不到科斯，弗氏夫婦要回酒店休息，我們也就跟離場﹔回到下榻的酒店，與太太暢談典禮與晚宴中的趣事，睡時已是凌晨二時了。還有九個小時就得離開酒店到機場去。不能與科斯說再會，不免感到悵然。

早上八時多，我還未醒來，電話鈴聲響。拿起話筒一聽，對方是科斯﹕「是史提芬嗎？你們是否今天要回香港去？」「是的。」「什麼時候離開酒店？」「大約上午十一時。」「我想再見你們一面多談幾句，可否到我的酒店來一同吃早餐？」「我們要整理行裝，時間無多。」「那就讓我們到你們那邊去，九時半一起吃早餐好嗎？」

這使我又驚又喜。

見到科斯夫婦時，我和太太都責怪自己做錯了。無論要怎樣趕時間，我們也應該到他們那裡去吃早餐的。科斯太太的背部欠妥，行動本來就不方便，而我們事前不知道，她前一天不慎跌倒，傷了足部，要用布扎才能到我們的酒店來。

他們既來之，我們逼要「則安之」了。我強笑地跟科斯談話，而我太太則與科斯太太親熱地說什麼。在談話之間我無意中聽到科斯太太對我太太說﹕「假若你是我的女兒，那就好了。」我太太回答說﹕「那我就算是你的女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