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雨村·文化地景創造與社群歷史意識(1)

以馬來西亞砂拉越詩巫華人社群的紀念公園為例

徐雨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摘要

在許多富含歷史遺跡的馬來西亞城市,例如檳城與馬六甲,申請文化遺產蔚為風潮。然而,在欠缺文化史跡的城市,人們會如何建構他們的文化遺產?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州的詩巫市,華人社群呼應自1980年代以來的全馬來西亞華人意識擡頭風潮,一向有意識地重新省思與建構自身的歷史,並由華人社團聯合會擔當提升華人意識的責任,曾主辦兩屆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節,並以砂拉越州的華人文化堡壘自居。

實質上,2001年以來詩巫推動的紀念公園計劃,反映著隨著全球化的腳步以及文化資產運動風潮,祖居地意識卻有不降反升之勢。各鄉屬群體(方言群)透過紀念公園計劃,再度闡釋各自的歷史,具象化其歷史表述。詩巫的華人社群並非永遠處於邊緣位置,而是有可能反轉地位,成為祖居地及馬國華人重新思索自身文化傳統的核心。創造文化地景並非全然為了促進觀光,歷史意識的重新塑造本身可能就是核心的目標。

筆者2007年8月首度前往馬來西亞砂拉越的古晉與詩巫從事先期訪問,以選擇博士論文的田野地點時,見到詩巫永安亭大伯公廟旁邊的小公園“漳泉園”,以及詩巫福州墾場百周年紀念樓的文物館及歷史走廊都是在2005年建成的,引起筆者極大的研究興趣。2008年12月筆者到了詩巫進行田野研究之後,發現情況比原先想象更複雜,至少有六座紀念華人社群開發先驅者的公園,全在2001年之後建立。

而且詩巫的紀念公園似乎是個特例。筆者向田野地的朋友問起這件事,他們說,古晉只有一座“馬中公園”,印象中馬來西亞其他城市也沒有類似的地景塑造。當代國族國家將地景塑造與對祖居地的記憶,當成塑造並鞏固國家認同的主要手段之一(Alonso 1994, Anderson 1993[1983], Smith 1996)。晚近研究指出,族群及亞族群也在一個多元文化場景當中提出他們的歷史詮釋主張。

David Jacobson 主張:美國的地景塑造的重點從國族主義轉換到多元文化主義。自從17世紀“國族國家”的概念興起,美國人往往將“民族”與“國家”、“人民”與“土地”這些概念結合成一個整體。但在晚近則是將各個社群、領土與政體並置呈現(Jacobson 2001: 4)。

在多元族群的馬來西亞,種族政治議題在組建國家的過程中,不斷萌生族群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與地域國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之間的擺蕩與沖突。後者又稱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Anthony Reid指出,英國殖民政府在1901年的人口普查立下了馬來亞三大種族 —— 馬來人、華人與印度人的區分。這在1920年代由 Munshi Abdullah 發展為“馬來種族”(Bangsa Melayu)概念。戰後英國原先希望采用公民國族主義來建立獨立的馬來亞聯邦,讓公民均享有同等權利,然而馬來人卻偏重族群國族主義,力圖建立以馬來人為核心種族的國家。1957年馬來亞聯邦建立前,這兩種國族主義的支持者再度激辯,協商結果仍是承認馬來種族的核心地位(Reid 2010: 100‒105)。1963年以原先馬來亞聯邦為主軸,新加坡、砂拉越及沙巴參組而成的馬來西亞,李光耀提出地域國族主義濃厚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主張各個不同種族的利益都必須在所有種族的集體權利、利益與責任的架構下受到保障與提升。這無疑是對馬來人族群國族主義的挑戰,1965年新加坡因接踵而來的政治風暴,退出馬來西亞。此後馬來話為唯一官方語言,以及馬來文為教育媒介語的議題,使得各族群之間的緊張關系升高(Lau 2008: 1221)。1969年國會選舉,執政黨首次失去三分之二的優勢,反對黨在雪蘭莪舉行勝利遊行,馬來人隨後反擊,爆發513暴動。

Jean DeBernardi 指出,政府為此於1970年推行新經濟政策,企圖從教育、經濟、政治等方面扶持馬來人,並藉由1970年頒布的《國家原則》及後續的憲法修正案強化了馬來人的政治權威。《國家原則》是以馬來語言、文化與宗教為基礎,也就是強調馬來人的族群國族主義,並非“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朝向提供全體國民共同的道德信念及對群體的忠誠,為整體社會提供秩序、穩定性及整合的基礎(Cristi 2001: 7)。再者,確認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公民具有平等權利的地域國族主義受到忽視。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運動在1980年代敦促政府讓馬來西亞更加伊斯蘭化,政府對於伊斯蘭清真寺的興建給予全力支持(Carstens 2005: 158‒159)。

政府1971年舉行國家文化大會,將國家文化定位成以馬來群島原住民及回教文化為主流,試圖以單元消除多元(何國忠 2002: 102‒103)。馬來西亞華人的15個主要機構在1983年提出的一份聯合備忘錄回應:

目前的國家語文、教育及文化政策卻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與強制同化他族的傾向。……從事國家共同文化價值觀建設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把我國各族文化的優秀成份調動起來,以抗拒本國的偏激種族主義及頹廢文化的侵蝕。(全國15個華團領導機構1983: 12‒13)

這項對於華人及其他少數族群的文化權要求,終究得到馬來西亞政府的響應。1990年代末,政府將華人新年列入公共假期,允許華人在節慶時舞獅。這些文化意識也從1980年代開始,鼓舞詩巫的鄉屬群體(方言群)發展他們的歷史論述。

馬哈迪(Mahathir Mohammad)1991年提出2020年創造出“馬來西亞民族”(Bangsa Malaysia)的宏願,期望馬來西亞成為一個不分種族,公平與平權的社會,看似李光耀曾經夢想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馬來人對此態度冷淡,非馬來人則是熱情響應,並積極要求政府終結馬來人特權及固打制,創造一個現代化、民主的社會(Cheah 2002: 65‒66)。盡管如此,政府持續進行的現代化計劃目標依然是提振馬來人與伊斯蘭的地位。馬哈迪提倡關於馬來人的現代主義論述:“快速工業化與科學進步的基本理由在於他們跟伊斯蘭教的一致性”。就地景塑造而言,在吉隆坡新建的數座摩天大樓包含許多伊斯蘭的建築母題,這成為新的馬來人建立的國家的象征(Willford 2004: 100)。在吉隆坡,華人並未從事類似的地景塑造來呈現華人自身的族群認同。然而,以現代地景塑造來呈現華人族群認同,卻在馬來西亞的邊陲城市詩巫有了顯著發展。

2001年,詩巫市議會(Sibu Municipal Council, SMC)發動一項地景塑造計劃,稱為“官民合作公園”(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ark)。然而,這項計劃很快就成為詩巫各個鄉屬群體競爭的舞臺。他們積極建立紀念公園以緬懷各自的先驅者。這些鄉屬群體以往習慣在他們的紀念特刊呈現其歷史論述。這項地景塑造計劃使得大眾更能在公共空間看到這些論述,也使得歷史論述的發聲更趨白熱化。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詩巫的歷史詮釋與地景塑造之間的關系為何?這些鄉屬群體如何在紀念公園的脈絡當中展現他們的跨國網絡?華人如何在一個多文化社會當中協商他們的認同?本文的第一個主題,是詩巫華人在1980年代的歷史論述,以及其與2000年代的紀念公園之間的關聯。其次,我將介紹並分析詩巫的紀念公園當中,六座跟詩巫各個鄉屬群體移民歷史有強烈關聯者。第三,我將討論這項地景塑造計劃所傳達的意義,特別是與祖居地建立跨國網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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