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志娟·作為“一種否定的治療”——讀蔣立波的詩(1)

 

讀蔣立波的詩,我首先遭遇的是一段從未具體成型的記憶。這份記憶指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個人與歷史忽然發生緊密的交集,又很快決絕地分割,身在其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永遠的失落,青春期無法彌補的裂痕,但我們未必能分辨,這種失落和裂痕究竟意味著什麽,它構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無法被命名的部分”。立波的詩讓我看到,一個時代或者某個悲劇性事件,會有如此強大的滯留力,當時間裹挾著我們從青年向老年奔赴的時候,我們會越來越頻繁的向後張望,流連,惆悵。

這是一種囚徒困境,而現實又在不斷加劇這一困境。它是立波反復書寫的主題之一。

 

他在詩歌中設置的場景,常常是一個封閉的境域,他的發言,是在這個封閉境域中探求出口。這種封閉境域最典型的莫過於《苦杏仁》一詩中“苦杏仁”的意象,“需要敲開那堅硬的外殼取出苦澀的核心”。除此之外,它還可能是“悲傷的雲朵”,“未知的黑暗”,是“下著雨的鄉村屋檐”,“鄉愁的集中營”,是“月亮透明的骨灰盒”……與此相應的則是“幽禁”、“寄居”、“釘入”、“人質”、“牢獄”等體驗之詞的交替出場。

作為一種“治療”,立波幾乎否定了所有塵世意義上的可能救贖,面對生,不如說他面對的是死亡。在我讀到的他發表在《達夫弄壹號》(2013年卷)和《越界與臨在》(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蔣立波、回地主編)兩卷書中的35首詩作中,我粗略數一數,其中直接或間接提及死亡的詩有近30首。死亡之逼迫,在他的詩歌中濃厚如一團化不開的墨汁,如一只沈重的、節奏密集的重金屬打擊樂,讓人難以承受這份閱讀。頻繁地書寫死亡,或者過分親近與死亡相關的字眼,並非一種宜生的好習慣,但立波似乎安之若素。死亡構成他詩歌的參照系數,其中涉及的一切人與事在這一參照面前,都抖落了輕浮的偽裝,呈現出本質。

 

對死亡意象的執著,與對“土地”的聯想相關。從“土地”這一概念,可以看到立波的決絕。他所眷念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鄉土,而是由逝者的肉身沈積而成的土地,如同希尼筆下的泥炭沼澤。死去的親人、朋友、無名者,攜帶著沈重的文化記憶和個人記憶,像死去的樹木一樣,層層炭化沈積。他說,“故園即墓園”,而土地所滋生的鄉愁不可避免地成為他的“集中營”。與傳統的關聯居然是通過死亡——這一悖論使立波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無家可歸者,一個失魂落魄的人,一滴“寄居在悲傷的雲朵里”的雨,在傳統與現實意義上的鄉土之外,在異國他鄉,在亡靈之中踱步。

幸好,他找到了宗教的安慰。這使他的詩歌具有了一個終極目標,能夠在向上的、升揚的、超越性的訴求中耐心等待,而沒有徹底落入孤寂與絕望之中。基督教於他,是肉身的寄托,是精神的向往地,同時也是他舉起的自我拷問的鞭子。立波在詩歌中反復提及一個詞:“未獲拯救”。這種未完成時態如同一道無法愈合的傷口。可見,立波並未偏安於宗教的清修地,而是借助宗教獲取源源不絕的精神力量,向未知敞開,以完成自己在塵世的使命。這種使命感,是他作為60年代下半葉出生的詩人,在青春期被中國八十年代的社會現實所植入的“苦澀的核心”,或許至死都難以更改。我名之為一種理想主義情懷。這種理想主義情懷,包裹著特定的際遇,閱讀慣性,寫作的代際承繼,個人經歷與時代事件之間的糾結,和社會的不兼容感,傷痛意識,對生命本質的執著思考,最終表現為對現實永恒的棄絕姿態。

 

與宗教的相遇,可謂一個理想主義者的較好歸宿。置身囚徒困境,他可以借用基督教的凈化之力實施對自我的“無之無化”。封閉的境域中他唯一朝向的方向是向上,期待“天上而來”的救贖,在真正的救贖到來之前,他寫作詩歌,如同不斷地自我打碎,不斷地在語言中打撈自我的碎片,不斷地依靠詞語完成自我的重塑,而這個過程,正符合基督教“道成肉身”的超越性追求:“那些火焰的舌頭像幽禁中的修辭”,“請破碎這舉自塵土的身體,重新捏出一個亞當”(《膝蓋的祈禱詞》)。

因此,立波對詩歌創作的指認,不是中國傳統式的“載道”或者“言志”,而是通向西方古老的煉金術,尊崇語言自身所包含的魔力,在開口吟唱的同時糅合了肉身的修煉和精神的提升。他仿佛是一個編織言語織體的赫拉克利特,用語詞聯綴自我的碎片,用詩歌延伸自我的生命維度。假如不寫詩歌,他是否會飄然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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