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下旬至10月初,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在舊金山灣區播放由伯恩斯（Ken Burns）導演制作的大型七集二戰紀錄片《戰爭》(The War)。開始播放當天,《舊金山紀事報》在頭版上刊登了諾爾特（Carl Nolte）介紹此紀錄片的文章,題目是《老兵說,沒有紀錄片能捕捉經驗》。［註１］這個看起來象是反宣傳的題目,連同一整版對許多二戰老兵的采訪,提出了一個與媒介工作者和公共話語密切有關的問題,那就是,當今最重要的電視媒介,它的圖象和文字,究竟能在什麼樣的作用中介入和引導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討論?

在美國,PBS是不插廣告的公共電視台,以深入報道時事,討論公共問題著稱,許多國家的人都羨慕這樣一個公共討論空間。然而,美國論者對這樣的媒介能否發揮公共作用仍然有所疑問。這種疑問是針對什麼而提出的呢？對PBS這樣的公共媒介，批評者提出疑問,針對的首先不是政治權力和統治意識形態的操控，也不是公共信息的虛假（假證據、假歷史、說假話）,而是作為傳媒手段的圖象或文字本身的媒介局限性。好的媒介工作者會時時察覺到自己的職業手段局限。他們知道，自己職業手段的局限會直接影響到媒介工作應當如何去實現它的基本價值目標，那就是真實。

在《戰爭》的第三集《死亡的職業》開始時有一個鏡頭,是三個戰死的美國士兵倒臥在新幾內亞的登陸海灘上。伴隨這個鏡頭的解說詞問道,“為什麼要讓(美國)人看到這樣的景象呢?”鏡頭漸漸推遠,觀眾可以看到這是一張刊登在雜志上的照片。解說詞評論道,“文字永遠是不夠的,身體會感覺,頭腦會知道,眼睛會看到。但是,能夠讓我們感覺、知道和看到的文字卻並不存在。”隨即,解說詞又補充道,“這是一張刊登在1943年9月號《生活》雜志上的照片。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21個月裏,這是美國(媒介)刊登的第一張陣亡美軍照片。”那一期《生活》雜志為了刊登這張照片所附的部分說明文字是,“這三位美國兵是為自由倒下的,我們的責任是讓自由重新站立起來。”

無論是當年《生活》雜志的照片和說明文字結合,還是今天《戰爭》的電視圖象和解說文字結合,都為我們提供了媒介同時運用圖象和文字的實例。不僅如此,它們也讓我們看到好的媒介工作者如何對自己職業手段特征保持應有的覺察和謹慎。《生活》這個圖象雜志能在照片之外添加關於“自由”的文字,而《戰爭》電視解說則能坦然承認, “文字永遠是不夠的”。媒介批評是否總能對這兩種傳媒特征和手段保持應有的覺察和謹慎呢?媒介研究者對這兩種傳媒手段的相互關系又有一些怎樣的論述?從關心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立場出發,可以從這些論述獲得怎樣的借鑒或進行何種取舍?本文擬就這些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圖象媒介和公共話語危機感

照相術發明於1839年, 在1840到1850年代照相已經風靡歐美,但報紙刊登照片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末美國人豪根（Stephen H. Horgan）發明半色調網點照片印刷技術後才出現。1880年美國出現第一家刊登照片的報紙,極受公眾歡迎。不久其它報紙、雜志紛紛跟進。攝影進入新聞業,形成了“攝影新聞”。希克斯（Wilson Hicks）從1937年到1950年擔任《生活》雜志攝影部主任（刊登三個戰死的美國士兵照片就是在他任職期間)，他把攝影新聞定義為“文字和圖象交際傳媒的結合”。 希克斯認為圖象比文字更能傳遞真實。他說,“在新聞出版中,最能再現實際事件的第一手報道是照片故事，好的標題加上好的照片,再加上好的解說。”［註２］

隨著電視時代的到來,照片加文字的攝影新聞已經遠遠不能與電視圖象新聞爭鋒。在電視剛剛成為大眾媒介不久的1950年代,象朗格（Susan K. Langer）這樣的理論家還在懷疑圖象和文字到底有沒有相互配合的可能。〔註３〕當時的電視不過是廣播的插圖版,連當時的電視主持人都不清楚他們正在開創的是怎樣一個嶄新的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時代。有人記錄過這樣一個歷史場面,1951年CBS(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組人員在電視上作年終回顧,參加者都是CBS著名的電台主持人。那些實地采訪過二戰和朝鮮戰爭、親身參與創造“廣播新聞”形式的新聞老將,卻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電視鏡頭。穆羅（Edward R. Murrow）滿臉是汗,塞弗裏德（Eric Sevaried）臉色煞白、手指神經質地敲擊桌子,匈博倫（David Schoenbrun）為了顯得高一些,在座位上墊了一個枕頭,將要開播前,說是要上廁所。看著這些人,另一個參加者彼埃品特(Robert Pierpoint) 覺得他們一定是病了,自己更加緊張。［註４］對於今天的電視觀眾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不管誰上電視都能大方自如,更何況新聞主持人?對於今天電視媒介的圖象和文字關系,研究者關註的問題也早已不再是這二者是否可能結合,而是更加關心這種結合可能對公共話語造成什麼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