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學:“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1)

——中國古代對於詩人的集體認同

在古代文論的原始語境中,理論的“生態”往往是平衡的,每種理論常常是和它的對立面相反相成地存在的。但是,經過人們的闡釋與接受之後,“平衡”就被打破了。某些理論凸顯了,某些理論隱沒了。考察相關理論從“平衡”到“失衡”的歷史與原因,不但是有趣的,也是必要的。這往往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司馬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1]是治史之道,亦是治學之道。

我們需要從中國文學批評的內在理路與文獻史料出發,也需要能越超文字之表和慣性思維的悟性與洞察力。本文試圖在還原古代文論原始語境的基礎上,從中國古代對於“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的選擇中,考察出中國古人的一種文學觀念,即對“詩”與“詩人”的集體認同。[2]“詩人薄命”、“窮而後工”在古代詩學觀念中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理所當然的經典意識。

它的形成是不斷被選擇的過程,而主導這個過程的就是中國古代基於深層價值觀念的集體認同。了解這一點,再反觀“詩人薄命”、“窮而後工”,我們就會感受到更多的言外之意與味外之味。


一、 從“伐能”到“薄命”

在中國古代,“詩人”這個概念,有廣、狹之義。狹義特指《詩經》作者,所以往往與“辭人”相對。如《文心雕龍•情采》謂:“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 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3]廣義泛指寫詩之人,當然也包括“辭人”在內了。自從司馬遷《史記》著《屈原賈生列傳》以後,屈、賈並稱。兩人雖時代不同,然而平生都憂讒畏譏,遭遇相似,又皆長於辭令,故屈賈遂漸成為古人心目中某類詩人、文人的代表人物。正如陶淵明《讀史述九章•屈賈》詩說:“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鵩獻辭。”[4]

這類詩人的特點就是才華出眾而與世多違。漢代以後,人們開始註意到詩人與文人的不幸命運。不過,早期人們比較多地把詩人、文人的不幸與他們才性上的缺陷——張揚自我而忽於操持——聯系起來。班固《離騷序》批評屈原“露才揚己”。宋袁淑《吊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悉於園邑。

彥真因文以悲出,伯喈衒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若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為鏡鑒,以未來為針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蓍蔡。”[5] 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詩人與美人之間,具有某些共性。這裏,將“士”之“伐能”與“女”之“驕色”相提並論,認為他們過於表露自己的才華或容貌而遭受貶抑,其遭遇多少是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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