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

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

我站在那裏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

張愛玲/文

我回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台灣去看看。在台北下飛機的時候,沒預備有認識的人來接。我叫麥先生麥太太不要來,因為他們這一向剛巧忙。但是也可能他們托了別人來接機,所以我看見一個顯然幹練的穿深色西裝的人走上前來,並不感到詫異。

「你是李察.尼克森太太?」他用英語說。

我看見過金發的尼克森太太許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齡年青二三十歲。我從來沒以為我像她,而且這人總該認得出一個中國女同胞,即使戴著太陽眼鏡。但是因為女人總無法完全不信一句諛詞,不管多麼顯與事實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森太太瘦,而我無疑地是瘦。也許他當作她戴了黑色假發,為了避免引起註意?

「不是,對不起,」我說。

他略一頷首,就轉身再到人叢中去尋找。他也許有四十來歲,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臉,濃眉低額角,皮膚油膩,長相極普通而看著很順眼。

我覺得有點奇怪,尼克森太太這時候到台灣來,而且一個人來。前副總統尼克森剛競選加州州長失敗,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了句氣話:「此後你們沒有尼克森好讓你們踢來踢去了。」顯然自己也以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怎麼讓太太到台灣來?即使不過是遊歷,也要避點嫌疑。不管是怎麼回事,總是出了點什麼差錯,才只有這麼一個大使館華人幹員來接她。

「你們可曉得尼克森太太要來?」我問麥氏夫婦。他們到底還是來了。

「哦?不曉得。沒聽見說。」

我告訴他們剛才那人把我誤認作她的笑話。麥先生沒有笑。

「唔。」然後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有這麼個人老是在飛機場接飛機,接美國名人。有點神經病。」

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郁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機場就有一座大廟,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階,一個五六十歲的太太相當費勁地在往上爬,裹過的半大腳,梳著髻,臃腫的黑旗袍的背影。這不就是我有個中學同班生的母親?

麥先生正在問我「回來覺得怎麼樣?」我驚異地微笑,說:「怎麼都還在這兒?當是都沒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覺,那大廟幾乎直蓋到飛機場裏,也增加了時空的混亂。當時沒想到,送行怕飛機失事,要燒香求菩薩保佑,就像漁村為了出海打漁危險,必定要有媽祖廟一樣。

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是一個初夏輕陰的下午,淺翠綠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腳沒入白霧中。像古畫的青綠山水,不過紙張沒有泛黃。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我站在那裏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當然也許有更美的,不過在中國人看來總不如──沒這麼像國畫。

輪船開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維持它固定的姿勢,是否有好半天,還是不過有這麼一會工夫,我因為實在貪看,唯恐下一分鐘就沒有了,竟完全沒數,只覺得在註視,也不知道是註入還是註出,仿佛一飲而盡,而居然還在喝,還在喝,但是時時刻刻都可能發現銜著空杯。末了它是怎樣遠去或是隱沒的,也不記得了,就那一個永遠忘不了的印象。這些年後到台灣來,根本也沒打聽那是什麼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陸地上的背面。還是這樣好。

「台北不美,不過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麥先生在車上說。

到處是騎樓,跟香港一樣,同是亞熱帶城市,需要遮陽避雨。羅斯福路的老洋房與大樹,在秋暑的白熱的陽光下樹影婆娑,也有點像香港。等公車的男女學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軍。紅磚人行道我只在華府看到,也同樣敝舊,常有缺磚。不過華盛頓的街道太寬,往往路邊的兩層樓店面房子太猥瑣,壓不住,四顧茫茫一片荒涼,像廣場又沒有廣場的情調,不像台北的紅磚道有溫暖感。

麥氏夫婦知道我的脾氣,也不特地請吃飯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個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馬看花。最好是獨行,但是像我這樣不識方向的當然也不能一個人亂走。

午後麥太太開車先送麥先生上班,再帶我到畫家席德進那裏去。麥太太是美國人,活潑潑地把頭一摔,有點賭氣地說:「他是我最偏愛的一個人。(Hesmyfavoriteperson.)」

她在大門口樓梯腳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著赤膊探頭一看,有點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襯衫再招呼我們上樓。樓上雖然悶熱,布置得簡單雅潔,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掛畫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畫廊。我瞻仰了一會,太熱,麥太太也沒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進帶著走遍大街小巷,是難求的清福。他默無一語,簡直就像你一個人逍遙自在地散步,不過免除迷路的恐慌。鉆進搭滿了晾衣竿的狹巷,下午濕衣服都快幹了,衣角偶而微涼,沒有水滴在頭上。盤花金色鐵窗內望進去,小房間裏的單人床與桌椅一覽無余,淺粉色印花掛衣袋是美國沒有的。好像還嫌不夠近,一個小女孩貼緊了鐵柵站在窗台上,一動也不動地望著我們挨身走過。也許因為房屋經巧新建,像擠電梯一樣擠得不郁塞,仿佛也同樣是暫時的。

走過一個花園洋房,灰色磚墻裏圍著相當大的一塊空地,有兩棵大樹。

「這裏有說書的。時候還沒到,」他說。

想必是露天書場,藤椅還沒搬出來。比起上海的書場來,較近柳敬亭原來的樹下或是茶館裏說書。沒有粽子與蘇州茶食,茶總有得喝?要經過這樣的大動亂,才擺脫了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燈光下,兩邊墻上櫥窗一樣大小與位置的金框大鏡,一路掛到後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顰一笑,連觀眾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為了時髦妓女和姨太太們來捧場,聽完了一檔剛下場就裊裊婷婷起身離去,全場矚目,既出風頭又代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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