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中國和東盟國家山水相連、血脈相親。今年是中國和東盟建立戰略夥伴關系10周年,中國和東盟關系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方高度重視印尼在東盟的地位和影響,願同印尼和其他東盟國家共同努力,使雙方成為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同舟共濟的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為雙方和本地區人民帶來更多福祉。為此,我們要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堅持講信修睦。人與人交往在於言而有信,國與國相處講究誠信為本。中國願同東盟國家真誠相待、友好相處,不斷鞏固政治和戰略互信。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中國和東盟國家人民勇於變革創新,不斷開拓進取,探索和開辟順應時代潮流、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為經濟社會發展打開了廣闊前景。我們應該尊重彼此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尊重各自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實踐,堅定對對方戰略走向的信心,在對方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牢牢把握中國—東盟戰略合作的大方向。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商談締結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共同繪就睦鄰友好的美好藍圖。中國將一如既往支持東盟發展壯大,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支持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第二,堅持合作共贏。“計利當計天下利。”中國願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擴大對東盟國家開放,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東盟國家。中國願提高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水平,爭取使2020年雙方貿易額達到1萬億美元。中國致力於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願支持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包括東盟國家開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願通過擴大同東盟國家各領域務實合作,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同東盟國家共享機遇、共迎挑戰,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第三,堅持守望相助。中國和東盟國家唇齒相依,肩負著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責任。歷史上,中國和東盟國家人民在掌握民族命運的鬥爭中曾經並肩戰鬥、風雨同舟。近年來,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從抗擊印度洋海嘯到抗擊中國汶川特大地震災害,我們各國人民肩並著肩、手挽著手,形成了強大合力。我們應該摒棄冷戰思維,堅持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共同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我們應該深化在防災救災、網絡安全、打擊跨國犯罪、聯合執法等方面的合作,為本地區人民營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寧、更加溫馨的地區家園。中國願同東盟國家進一步完善中國—東盟防長會議機制,就地區安全問題定期舉行對話。對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爭議,雙方要始終堅持以和平方式,通過平等對話和友好協商妥善處理,維護雙方關系和地區穩定大局。


第四,堅持心心相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保持中國—東盟友誼之樹常青,必須夯實雙方關系的社會土壤。去年,中國和東盟國家人員往來達1500萬人次,每周有1000多個航班往返於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交往多了,感情深了,心與心才能貼得更近。我們要促進青年、智庫、議會、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等的友好交流,為中國—東盟關系發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撐,增進人民了解和友誼。中國願向東盟派出更多志願者,支持東盟國家文化、教育、衛生、醫療等領域事業發展。中國倡議將2014年確定為中國—東盟文化交流年。今後3到5年,中國將向東盟國家提供1.5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


第五,堅持開放包容。“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中國和東盟國家人民創造了豐富多彩、享譽世界的輝煌文明。這裏是充滿多樣性的區域,各種文明在相互影響中融合演進,為中國和東盟國家人民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相互促進提供了重要文化基礎。我們要積極借鑒其他地區發展經驗,歡迎域外國家為本地區發展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同時,域外國家也應該尊重本地區的多樣性,多做有利於本地區發展穩定的事情。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和東盟共同體、東亞共同體息息相關,應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多元共生、包容共進,共同造福於本地區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一個更加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符合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圖共贏的時代潮流,符合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具有廣闊發展空間和巨大發展潛力。(北京時間10月3日11時,習近平主席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攝影:蔡靖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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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CERI on February 14, 2017 at 10:44pm

王義桅:讓“一帶一路 2.0”推動中美關系轉型

“讓美國再次強大的路取道北京。”美國的“中國通”白邦瑞去年的表態,道出了中國的份量。美國總統特朗普百日維新計劃中提出美國能源與基建法案,利用稅收減免來鼓勵公私合營與吸引私有資金的投資,並在未來十年內對基礎設施項目投入1萬億資金,項目預期將達到收支平衡。在這方面,中國顯然比日俄更能吸引特朗普。

這不,元宵節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見圖)致信、致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願意努力拓展中美合作、發展惠及中美兩國和國際社會的建設性雙邊關系;習近平表示,願意加強同美方在經貿、投資、科技、能源、人文、基礎設施等領域互利合作。兩國元首期待著早日會晤。


真所謂不打不相識,盡管未來中美匯率、貿易、安全沖突難以避免,但經過一階段的磨合,雙方完全可能找到一條讓美國再次強大的新美國夢、讓中國偉大覆興的中國夢融通之路。

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基本內涵的“一帶一路”為此指明了方向。一些美國人就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並不必然是與美國競爭的,也給美國帶來機遇,比如引導中國在歐亞大市場建設中與俄羅斯競爭,美國坐收漁利,或引導中國陷入阿富汗、中亞泥潭。還有人建議美國應尋求將“新絲綢之路計劃”與“一帶一路”對接,穩定阿富汗局勢,加強與中國在地區安全治理上的合作。美國有智庫甚至主張美國選擇性參與一些經濟走廊建設,重點防範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歐合作對美國聯盟體系的沖擊。美國人秉承If can not beat you, then join you(如果不能打敗對方,就加入之)理念,完全可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特朗普總統也表示對加入亞投行的開放態度。這樣看來,“一帶一路”進入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地區,進入美國的中西部地區,通過中美省州合作,爭取特朗普總統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都是值得期待的。按照林毅夫教授模型,發展中國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0.7美元的進口,其中0.35美元來自發達國家。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發達國家的出口,為其創造結構性改革空間。馬雲不久前與特朗普會面,談及為美國創造一百萬個就業機會,就是以改造美國的基礎設施,使之更適合電商發展為前提的,更不用說“一帶一路”著眼於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入帶來美國出口、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了。

許多人誤將“一帶一路”當作應對美國重返亞太或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的戰略,其實也是冷戰思維作怪。“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共享,並不局限於沿線國家,也包括相關國家。項目也許在沿線國家,但標準、規則、資金、技術、人才是全球性的,美國企業、美國人和美元已經大量參與了“一帶一路”建設,比如馬六甲皇京港建設,美國公司投了百億而中國公司投了三百億馬幣,亞投行用的也是美元,絲路基金首席顧問是美國人。因此,美國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為您推薦TPP擱淺是中國主導亞太一體化的機會?進一步說,中美共同倡議“一帶一路”2.0,或照顧到美國人面子,不用“一帶一路”而是用全球基礎設施銀行、全球互聯互通計劃,國際發展開發署之類擔當名義,實現美國在軟基礎設施的規則、標準上的優勢與中國在硬基礎設施上的優勢結合;美國在安全體系優勢與中國在經濟上的優勢結合,開發第三方市場、共同維護海上通道安全、開發和保護海洋等,推動各自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全球化轉型並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中美關系轉型,為國際社會所期待。

美國人對中國倡議要麽有疑慮,擔心中國另起爐竈,挑戰國際秩序,要麽還不習慣中國做領導,帶動其盟國跟隨。中美未來合作,可以參照法德合作推動歐洲一體化模式——德國人的想法,讓法國人說出來,中美合作提倡議,或美國提,中國呼應;中國提,美國呼應。功能性參與、建設性合作,符合特朗普個性。剛剛發布的由美國重量級中國問題學者組成的兩黨聯合特別小組一份名為“美國對華政策:給新政府的建議”的報告,建議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采取比其前任們更為強硬政策的同時,也強調“與中國打交道的唯一辦法是與中國建立良好關系”。

“一帶一路”1.0是中國倡議,以古絲綢之路歷史記憶激活歐亞非國際合作熱情;“一帶一路”2.0是中美共同倡議,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白令海峽隧道開通,從歐亞大陸延伸到北美、拉美,從傳統“五通”領域拓展去經營世界的新領域:太空、深海、極地、網絡等。“一帶一路2.0”開創歐亞大陸時代2.0——陸海聯通、海洋時代2.0——深海時代,從地理大發現到時空大發現。“一帶一路”2.0時代空間拓展到赤道、北極,延伸到南美等,以開放包容精神,開創新的全球化,將中國傳統“天地人”思維拓展到“天地人海空網”,實現人機交互、天地一體,萬物互聯,打造21世紀人類新文明。

在“一帶一路”2.0框架下,中美產能合作、合作開發第三方市場等,十分期待,而中美聯手倡議成立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全球互聯互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促進全維度金融合作、並統籌全區域金融穩定,則極有利於美國和全球的基礎設施建設。

從機制上看,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是“投行+IMF+世行+商行”四位一體的運營模式:一是具有投行功能,利用投行統籌配置資源的能力,發揮投行優化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頂層設計的專業作用,為“一帶一路”2.0國家調整發展路徑、挖掘自身潛力、開拓共同市場、發掘共同機會提供直接融資助力和全面咨詢幫助,將全球整體的金融合作共同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專業水平;二是具有IMF功能,以促進“一帶一路”2.0區域內的宏觀審慎金融監管為目標,建設專門的金融穩定評價體系和預警體系,設計金融系統性風險共同應對機制,創造“一帶一路”獨有的風險緩沖墊,緩解“一帶一路”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脆弱性問題;三是具有世行功能,以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發展和覆興為己任,通過幫扶工程、資源轉移和技術輸出等方式,緩解兩極分化,關註共同命運,用金融專業手段實現“一帶一路”情感上的互信互愛;四是具有商行功能,對接並串聯現有“一帶一路”沿線發展較為充分的商業銀行體系,通過間接融資渠道為“一帶一路”沿線項目開發、國家建設和經濟起飛提供長期、穩定、成本較低的信貸資金支持。“一帶一路”銀行是綜合性經營機構,兼具政策性和商業性,定位、針對性與作用均超越而亞投行、金磚銀行和絲路基金,業務也更廣。

此外,中美在網絡、極地、深海、太空等全球公域的合作,也是“一帶一路”2.0的應有之義。畢竟,中美面臨的問題越來越趨同或類似,任何一家都無法單獨解決或靠原有聯盟體系才能應對。面對世界的不確定性和全球性挑戰,合作不是中美選擇,而是必然;對抗才是選擇,而對抗往往兩敗俱傷,世界遭殃,得不償失。

作者簡介:作者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來源: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愛思想網站 2017-02-14)

Comment by CERI on October 29, 2016 at 12:41pm

G20 湧動“一帶一路”熱

杭州,是一座與絲綢緣分匪淺的城市。

早在宋朝,“蘇杭絲綢”便行銷海外,“杭州所出,為天下冠”。700多年前,當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到杭州時,便被這座聯系陸海兩條絲綢之路的重要交匯城市所表現出來的富庶與文明所折服,認為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

時至今日,在“一帶一路”上,絲綢相關貿易依然在整個浙江經濟發展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杭州海關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至7月,浙江省出口紡織機械28.4億元人民幣,其中僅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就占到了24.2億元。

在3日開幕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向世界承諾:“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國際社會,也願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同沿線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繁榮。”

G20杭州峰會期間,“一帶一路”成為與會嘉賓的關鍵詞。在中國的倡議下,古老的絲綢之路正在重新醒來,讓世界認識到中國的理念、擔當和智慧。


開放包容的“中國理念”

G20峰會是一個應危而生的論壇。

作為世界經濟發展重要引擎的中國,向世界推出了“一帶一路”的宏偉方案,轉變思路、放眼遠量,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抓手,為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註入了新動力。

“一帶一路”包含60多個沿線國家,覆蓋44億人口,占全球的63%;經濟規模達21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1/3。而G20國家,擁有全球2/3的人口,經濟總量占全球的近90%,貿易額占全球80%。二者體量巨大,既有交叉又各有側重,對世界經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提出3年來,從無到有、由點及面,進度和成果超出預期。“一帶一路”激發的合作熱潮,同其秉持開放包容原則密不可分。

“‘一帶一路’建設著力於世界經濟結構調整,不是搞閉門造車,而是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萬喆說,“越是在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越是容易出現封閉心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就是表明要以更為自信、開放和包容的姿態來深化合作,建立亞歐乃至全球的‘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的倡議,也得到了外國媒體的高度關註。沙特阿拉伯《半島報》副主編薩阿德·艾爾—阿紮班說:“沙特人民至今仍在討論習近平主席今年1月對沙特的訪問,‘一帶一路’的倡議將大大拉近沙特和中國的距離,推進兩國經濟的共同轉型。”


互利共贏的“中國擔當”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目前,中國經濟占世界GDP超過15%,同時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量的25%以上。世界的目光越來越聚焦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身上:中國為什麼能,中國會怎樣做?

“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帶一路”是一個造福沿線人民的計劃,沿線各國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將從中受益,這也反映了中國作為大國的擔當與責任。

截至2016年7月,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投資累計已達511億美元。2015年,中國同“一帶一路”參與國雙邊貿易額突破1萬億美元。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相繼運營,將大大推進全球基礎設施的建設。

“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問題是資金,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還有亞投行等項目,都將進一步推動G20峰會的相關成果落地,推進沿線各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德國國際合作機構全球夥伴關系與新興經濟體部主任阿斯特麗德·斯卡拉—庫梅恩說。

“‘一帶一路’倡議幫助沿線國家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為當地民眾創造就業崗位,助推地區經濟發展,是一項促進經濟發展的倡議,G20峰會同樣是以經濟治理為目的,兩者可以相輔相成。”“實業俄羅斯”常務理事會成員亞歷山大·根納季耶維奇·蘇奇科夫說。

“致力於探索聯動合作、互利共贏的中國願意為世界提供共同發展的機遇和空間,全力護航世界經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阮宗澤表示,除二十國集團外,G20杭州峰會還邀請了一批發展中國家的嘉賓出席,這反映了中國的發展觀,中國願意通過這個平台向世界傳遞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


合作互聯的“中國智慧”

“一帶一路”建設不是搞狹隘的國際政治,也不是粗暴地拉幫結派,而是在世界格局的新變遷中堅持大國責任。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提出以來3年,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其中,30多個沿線國家同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20多個國家同中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一批有影響力的標志性項目逐步落地。

今天,無論是在中亞各國邊境啟動農產品快速通關的“綠色通道”,還是上線與土耳其的跨境電子商務平台;無論是推動自主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走出國門,還是中國高鐵代表“中國速度”走向世界;無論是翻越崇山峻嶺的中巴經濟走廊,還是馳騁大漠西域的渝新歐、義新歐鐵路,它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互利互惠,更重要的是價值的互信、文化的互通和民心的互親。

德國《世界報》駐華記者約寧·埃林說:“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倡議設立亞投行、舉辦G20杭州峰會,中國為世界經濟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公共產品,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作出了貢獻。”

從承載著光榮與厚重的絲綢之路,到寄托著希冀與夢想的“一帶一路”,再到充滿喜悅與自豪的G20杭州峰會,歷史與未來在杭州這座千年古城靜謐地交匯,讓世界從中窺見中國人“和為貴”的處世智慧。

經合組織金融及企業事務司副司長安德烈·拉布萊說:“今天世界的秩序應該由各國共同建立,世界的未來應該由所有人共同打造。中國顯然對這一點十分認同,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總是在不同場合強調‘共贏合作’。”

“將‘一帶一路’構想納入G20運作提議是‘天作之合’,必將強力促進世界經濟增長,顯著改善沿線後發國家的民生,切實提升全球治理。”國際商會執行董事張燕玲說。(摘自2016年09月05日人民網-人民日報,記者 於 洋 史鵬飛 胡澤曦 黃發紅)

Comment by CERI on October 29, 2016 at 12:34pm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全文)

一、目標

世界經濟正處於重要時刻。我們決心展現領導力,秉持夥伴關系和包容精神,以應對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承諾使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政策,以穩定信心並促進增長。我們需要抓住技術突破為全球經濟增長帶來的歷史性機遇。我們決心通過創新增長提升中長期增長潛力。創新增長理念涵蓋支持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的行動,結構性改革亦在此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宏觀經濟政策措施支持下,這些行動可以提升生產力、創造就業、釋放新的經濟潛力。《創新增長藍圖》代表了二十國集團為促進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增長作出的重要貢獻,是對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在全面增長戰略框架下所做努力的補充。

二、總體工作方式

我們核準以下總體工作方式,以確保實現創新增長。我們將展現領導力、夥伴精神、遠見和雄心,加強成員間以及公私部門間合作,以推進創新增長,應對共同挑戰。根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等二十國集團成員加入的多邊條約及協定,我們重申充分和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對創新十分重要。我們支持擴大開放,並在彼此同意的條件下促進自願的知識傳播和技術轉讓。我們進一步強調更為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制的重要性。我們重視以包容的精神消除極端貧困、減少不平等和社會排斥,彌合數字鴻溝。我們鼓勵建立創新生態系統,以激發創造力,支持將創意同創業、科技相結合,實現創新增長並創造就業機會。我們期待在二十國集團各工作機制之間以及同其他國際組織和倡議間的討論中加強協調。考慮到各成員的不同關切和工作重點,我們將秉持靈活性。


三、行動

(一)創新

創新是指在技術、產品或流程中體現的新的和能創造價值的理念。創新包括推出新的或明顯改進的產品、商品或服務,源自創意和技術進步的工藝流程,在商業實踐、生產方式或對外關系中采用的新的營銷或組織方式。創新涵蓋了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廣泛領域,是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在諸多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包括促進經濟增長、就業、創業和結構性改革,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為民眾提供更好的服務並應對全球性挑戰。

為進一步推動創新,幫助成員國打造創新生態系統,我們通過《2016年二十國集團創新行動計劃》,制定鼓勵創新的指導原則和行動。我們鼓勵采取支持創新的戰略、政策和措施,將致力於支持科技創新投資,建立二十國集團在線創新政策實踐交流社區,發布由經合組織起草的2016年二十國集團創新報告,同創新夥伴和利益攸關方開展密切對話,同時鼓勵討論開放科學,尋找應對全球挑戰的創新型解決方案。

(二)新工業革命

新工業革命為工業特別是制造業及其相關服務業轉變生產過程和商業模式、推動中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新機遇。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機器人、增材制造、新材料、增強現實、納米技術和生物技術等很多新興技術取得重大進展。這些技術進步正推動智能制造、個性定制、協同生產和其他新型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的發展。同時,在這一新環境下,企業、員工、消費者、政府和其他利益攸關方也面臨挑戰。我們將全力識別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中存在的這些挑戰和機遇,將新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成本降至最低,並充分利用其帶來的機遇。

為促進新工業革命發展並將其作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我們通過《二十國集團新工業革命行動計劃》,制定推進新工業革命議程的指導原則和行動。我們將就新工業革命及其相關研究進一步加強溝通與合作,推動中小企業從新工業革命中獲益,應對就業和勞動力技能方面的挑戰,加強標準合作,就新工業基礎設施深化交流與合作,確保根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等二十國集團成員加入的多邊條約及協定保護知識產權,同時支持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為此,我們要求經合組織、聯合國貿發會議、聯合國工發組織全面評估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並於2016年底向我們提交報告。

(三)數字經濟

在2015年安塔利亞峰會上,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確認,我們生活在互聯網經濟時代,這為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機遇和挑戰。數字經濟是指以信息和知識的數字化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術為提升效率和優化經濟結構重要動力的廣泛經濟活動。2016年,二十國集團建議共同利用數字機遇,應對數字挑戰,推進繁榮和充滿活力的數字經濟,推動全球增長,惠及全體人民。

為實現上述目標,我們通過《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我們將通過為數字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釋放數字經濟潛力,包括根據“連通2020議程”,重申在2020年前新增15億人聯網並獲得互聯網服務的目標;通過擴大的和可負擔的寬帶接入,提升寬帶質量;促進信息流動以實現經濟增長、信任和安全;根據信息社會世界峰會突尼斯宣言第4段有關內容,確認言論自由以及信息、思想、知識的自由流動對數字經濟至關重要、對發展大有裨益;確認必須尊重知識產權,尊重用於保護隱私和個人數據的可適用框架;促進信息通信技術引進投資;支持創業,促進數字化轉型;鼓勵電子商務合作;增強數字包容性,推行支持中小微企業更有效地利用信息通訊技術的政策。正如二十國集團安塔利亞峰會領導人公報第26段所述,我們將為開放、安全的信息通信技術環境提供政策支持,包括確認充分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在尊重自主選擇發展道路條件下促進合作;推動透明的數字經濟政策制定;支持開發和應用國際標準;增強信心和信任;管理無線電頻率頻譜以促進創新。我們承諾就這些問題繼續密切合作,包括進一步開展相關研究和交流。我們歡迎國際組織,尤其是經合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各國統計組織支持下加大工作力度,改善對數字經濟及其對宏觀經濟和其他重要政策影響的測度。

(四)結構性改革

在全球經濟覆蘇弱於預期的背景下,結構性改革是提高生產力和潛在產出的關鍵。因此,結構性改革在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以及促進創新增長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2016年,在財金渠道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工作組內,我們就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密切合作,並取得實質成果。我們確定了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提高教育程度與技能,鼓勵創新,改善基礎設施,促進財政改革,促進競爭並營造有利於競爭的環境,改善並加強金融體系,提高環境可持續性,促進包容性增長。我們制定並核可了48條對優先領域的指導原則,為各成員提供有用的高級別指導,同時允許各國在此方面兼顧本國國情。我們核可了一套包括政策性指標和產出指標的核心指標,以幫助監測和評估二十國集團成員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所做努力的進展和效果,及其應對結構性挑戰的充分性。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將納入財金渠道現有工作機制,作為協助各成員開展結構性改革的工具。我們將落實並逐漸完善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呼籲國際組織繼續提供支持,同時註意到結構性改革的選擇和設計應符合各國經濟情況。


四、跨領域行動

二十國集團成員確定數項需要特別關註並采取協調方法的跨領域問題。

(一)加強多層面夥伴關系

我們承諾就促進創新增長的國別戰略開展溝通和信息分享,通過對話適時加強合作研究,應對共同挑戰。我們確認工商界在實現創新和創業的收益方面的重要性,將適當加強公私部門間以及大公司和中小微企業間的夥伴關系。我們將繼續采取全面方式,利用各種論壇及活動,加強各工作機制以及各配套活動間在相關領域,特別是就業、數字普惠金融和發展等問題上的合作,以促進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增長。

(二)支持發展中國家

我們承諾支持發展中國家利用科技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的機遇,制定相關戰略和計劃,推動包容性發展。我們認為充分、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對促進科技創新、工業和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用,支持在雙方同意的條件下開展國際合作和自願的技術轉讓。我們支持聯合國技術促進機制在科技創新相關問題上加強協調、一致與合作。我們註意到根據聯合國大會A/Res/70/294號決議、為建立最不發達國家技術銀行而采取的行動。我們支持發展中國家分享最佳經驗和項目,優化資源利用以促進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包容,增強環境友好型技術意識。我們也認識到創新增長議程在為推動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方面潛力巨大。

(三)提高技能和改善人力資本

我們承諾改善創新領域的培訓和技能,完善政策促進創業、創新以及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的參與度。我們認為適應力強的勞動力市場在應對新的創新經濟挑戰方面十分重要,歡迎《二十國集團創業行動計劃》和《二十國集團關於促進高質量學徒制的倡議》。我們支持鼓勵科技創新人才流動的政策,支持預測未來新技能需求的努力,支持運用多種政策措施和技術手段彌合數字鴻溝、增強數字包容性。我們承諾探索新的方法促進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溝通、人才交流與培訓,我們鼓勵大學、培訓機構和企業就課程設置、技能需求以及技能擴散特別是數字技能傳授加強交流合作。我們要強調和支持青年及女性在通過創新、創業為就業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並承諾采取行動擴大高質量技能培訓和教育的覆蓋面。


五、未來工作

我們高度重視《創新增長藍圖》的落實,將監測有關進展。我們將在尊重未來二十國集團主席國優先議程條件下,建立由經合組織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支持的專題工作組,推進二十國集團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議程,確保其同現有議程保持一致,並加強其同二十國集團其他工作機制的協調。

我們感謝經合組織、聯合國工發組織、聯合國貿發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和其他國際組織為制定《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所作貢獻,期待相關國際組織繼續給予支持。(摘自《 人民日報》2016年09月06日05 版)

Comment by CERI on July 2, 2016 at 11:28am

中國新一代獻身精神 思想解放

“不是捨不得青春,是捨不得你們”
山西農業大學信息學院經貿英語專業畢業照
幾位女生清涼上陣

積極的看,讓世界看到
新一代也是有捨身精神的

近年來在國際事務上,我們常聽見這麼一句話:
”想這麼做,還要問自己有沒有斤兩?“

崛起了,什麼斤兩沒有?
崛起了,怎麼做都是新標桿,
大家非仰望不可

再說,露身沒罪
露腦有時候才大事


Comment by CERI on June 30, 2016 at 4:11pm

韓曉蓉·對話上外博導吳友富:“一帶一路”要做好跨文化傳播和溝通

“中國的大國形象隨著‘一帶一路’構想的推出,贏得了世界的矚目,但是中國企業要走出去,比傳播更重要的是溝通。”公共關系戰略研究專家、上海外國語大學吳友富教授如是說。

吳友富教授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歷任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總支書記、校長助理、校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黨委書記。作為公共關系和戰略研究專家,其領銜的團隊經過了三年多的努力,精心研究的2012年上海市社會哲學科學規劃課題、2012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項目成果——《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企業海外經營的國際環境比較研究》一書已於近日正式出版,書中有關於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深層次思考,前瞻性地和“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無縫銜接,這是已出版了多部專著的吳友富教授繼《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和傳播》之後的又一部受到多方關註的力作,吳友富教授還計劃推出更多的系列研究叢書,“‘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40多種語言,無論是理解度還是認識度,都需要我們進行深入地研究,希望通過我們的研究,能夠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對中國的企業走出去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吳友富教授說。

近日,“第四屆跨文化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首屆中國企業文化年會”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召開。本次會議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主辦,上外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承辦。會議的主題是:區域國別管理與跨文化管理。在此次會議上,吳友富教授關於“‘一帶一路’給國家、企業、教育帶來的發展新空間”的主旨演講贏得了滿堂喝彩。

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日益深化,特別是從2014年以來“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全面推進,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開展跨國經營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然而,中國一些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由於缺乏縝密的戰略思考、全面的戰略掌握、有效的戰略溝通,往往導致“折戟沈沙”、無功而返。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要取得成功,文化差異是必須破除的瓶頸。如何進行跨文化的溝通和交流,澎湃新聞記者和吳友富教授進行了對話。

【對話吳友富】

跨文化溝通需要破除思維定式,否則很容易南桔北枳

澎湃新聞: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之路並不順暢,在您的書中提到:2005年的中海油並購美國優尼科、2009年中鋁收購澳大利亞礦業巨頭力拓,是出師不利就並購失敗的典型案例,據麥肯錫的統計數據顯示,過去20年內,全球大型企業兼並案中,真正取得預期效果的比例不到50%,中國企業67%的海外並購並不成功。原因在哪裏?

吳友富:根源還是出在傳播與溝通上,我們沒有告訴美國人民、澳大利亞人民和全球其他國家的人民,今天我們中國的國有企業和三十年多前的國有企業不一樣了,國外對我們中國企業的了解很多還停留在三十多年前的層面。中國企業的海外並購很多失敗有些是政治原因,有些可能最大的瓶頸是文化差異。


我們認為走出去主要是傳播,傳播越強越好,但是,溝通的目的是“通”,傳播的目的是“達”,習近平主席提到的“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才應該是主要的追求目標,有些企業走出去成效不大,有時候放大了政治因素,卻沒有意識到更重要的影響是文化原因。


奧巴馬到日本訪問,向天皇鞠躬,在美國國內也引發了很大的爭議,但如果從國際傳播和溝通的角度,奧巴馬此舉無疑獲得了一些日本人的好感。


中國企業走出去,要破除思維定式,雖然他們在國內是一流的,但是把國內的一流管理理念運用到國外,很可能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走出去要按需供應。“投其所好”,這個詞原來是貶義詞,但是運用到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上,應變成了褒義詞,即按對象國的需求,選擇傳播的渠道,選擇對方感興趣的信息,使企業提供的信息能與對象國特定受眾的認知觀念基本一致,否則受眾就會拒絕和放棄接受。


我們還要講究如何創造一個和平發展的宣傳環境,當前中國的對外影視和文學作品的宣傳,應適當圍繞和平發展的主題,少一點渲染宮廷爭鬥主題的作品,一些國家在對外傳播的影視和文學作品,更多時候宣傳國家的文化和國家的意識形態,我們應該有一大批代表中國歷史閃光點的文學作品。


澎湃新聞:您覺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需要註意哪些方面?


吳友富:在運用公共關系戰略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企業需要注意五個問題:一是價值認同,二是人才使用,三是社會責任、四是全面整合、五是危機管理。


中國向周邊國家釋放善意,必須考慮文化的沈沒成本


澎湃新聞:作為一位專家,如何看待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布局的深意?


吳友富:“一帶一路”是中國優秀文化走出去的一個發展的平臺,現在國家一直在強調大力開展文化外交,要進行公共外交。中國優秀文化走出去,“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實際上就是切切實實把中國的優秀文化傳遞出去。我們對美國很了解,對歐洲也了解,但是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的60多個國家,40多種語言,我認為理解度、認識度是不高的。


“一帶一路”是中國文化外交的新平臺,中國既不靠殖民,也不靠霸權,而是要進行和平發展。“一帶一路”我認為就是中國向世界宣誓:中國和平發展的路徑是走得通的,我們可以拓展周邊國家經濟發展的新空間。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中國的發展必須要帶動周邊國家的發展。“一帶一路”實際上是釋放了中國帶動周邊國家發展的善意。但我們的善意周邊國家是不是理解?因此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傳播中,讓這些國家理解中國的善意,接受中國的善意,這是跨文化戰略溝通的核心。


澎湃新聞:因為文化差異而引發的溝通不暢,您能再舉幾個典型的案例麼?


吳友富:我訪問過非洲一些國家,據了解,我們對非洲一些國家的援建項目采用的是“交鑰匙”工程。從中國的傳統文化理解,“交鑰匙”工程是非常友好的方法,即對方不要管任何事情了,中國出錢出力,最後完成工程,“交鑰匙”就可以了。但有些國家的民眾有怨言,他們認為,你看看中國幫助我們,實際上技術沒有幫助我們發展,勞動力沒有幫助我們發展,資源也是中國的,最終還是封閉的,還是為中國自己。這就充分解釋了我們的善意還需要看人家是不是接受,是不是理解。


從國家層面理解,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讓成果和周邊國家共享,通過跨文化溝通,讓周邊國家理解中國的善意。


從企業層面理解, “一帶一路”同樣給企業帶來了發展新空間,對跨文化溝通也是一個深化,因為企業走出去,成功也好,失敗也好,很多問題都和文化有關系,而且文化是一個沈沒成本,文化溝通失敗是沒有任何回報的。比如印度文化,印度人很善良,但有時候很懶散,契約精神不太強烈。在印度經營就通過契約精神,通過白紙黑字定下來。


再比如尼泊爾勞動成本很低,但是有一個問題,工人的技術以及學習技術的能力很差,需要不斷地教,職工培訓在這些國家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再比如墨西哥,一個星期發一次工資,拿到工資後,工人就出去吃喝玩樂了,而且也不打招呼,錢用完之後再來上班,這種情況在中國是沒有的,但在非洲、在墨西哥、在南美一些國家卻是常態,所以中國企業要走出去,對於當地文化的理解一定要通透,否則很容易失敗。


東方管理學將形成有影響力的輻射圈、人才是根本


澎湃新聞: “一帶一路”對中國而言,可以帶來哪些新的機遇?


吳友富:中國傳統產業的轉型發展,通過 “一帶一路”,無論是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戰略層面,都是有幫助的,打通了歐亞通道。一些傳統產業的產能在中國是過剩的,並不代表在其他國家是過剩的,其他國家可能十分需要這個產能,通過“一帶一路”的平臺可以共享,進行很好的產能釋放。


此外,以東方文化為背景,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管理哲學思想為核心價值體系的“東方管理學” 越來越受到關註。東方管理學派代表人物包括復旦大學蘇東水教授等,目前在世界管理界已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管理。東方管理學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加上大中華地區的管理實踐,形成了其獨特的魅力,要進一步發展,通過“一帶一路”,可以更上一個臺階,可以形成中國特色的管理學,並有更大的影響力和輻射力。


澎湃新聞:有一句話叫“21世紀最缺的就是人才”,對於“一帶一路”的戰略而言,人才缺口體現在哪些方面,該如何完善?


吳友富:當前中國企業走出去,資金不缺、市場不缺,最缺的就是跨文化的管理人才,“一帶一路”的戰略對於高校培養跨文化管理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十分重視引進人才,所以招商引資、人力資源引進曾是官員的最重要工作之一。這是特定的歷史時代的產物,但今天的社會改變了,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人才變成了走出去為主。所以,高校要將跨文化國際性人才培養提高到重要的高度,一定要意識到“人才紅利”這個重要的觀念。


我們還需要培養國際溝通和國際傳播人才,要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進行溝通,要用對方能夠理解的行為進行溝通。


此外,還需要大量培養小語種人才。“一帶一路”國家有40多種語言,就需要培養40多
種小語種的人才,並且還需要培養技術人才和專業翻譯,除了通過中國的高校培養,還可以送出去留學,並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來華留學。(2016-03-03 來自 教育家

Comment by CERI on June 1, 2016 at 4:04pm

陳日佳‧從馬新高鐵看華社外交戰略


談論了數十年,連接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高鐵預計將會在在這一兩年內正式開工,預計在2020年完成後能提昇兩國人民來往和經濟活動。


雖然直到目前為止,具體工程、路線等等細節仍然有待敲定,陸路公共交通委員會仍然與其他部門如財政部規劃有關工程,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國華團已經開始為來自中國的高鐵公司搖旗吶喊,向政府施加壓力必須把有關工程批給來自中國的高鐵公司。


稍有注意的話,我們都會看到幾乎每星期的中文媒體都會報道華團領導人有此要求。而更甚的是,某些華團領袖也開始同時向新加坡政府施加同樣的壓力。


從科技實力來說,中國高鐵技術進步神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從工程角度來看,還有很多細節從未公開,例如高鐵機動部件的大修和小修週期、甚至安全標準是否達到歐洲標準要求?而如果我國使用來自中國的高鐵技術,是否會與我國分享軟體的原始?


日本高鐵最令人驕傲的是從1964年通車至今是零意外。即使在過去數個嚴重地震中,高鐵並沒有受到嚴重損害,可見其技術可靠性和管理嚴格。而2011年7月23日,中國溫州發生高鐵追撞事故導致43人死亡。國務院事故調查組的結果提出組織和管理不當是事故主因。


站在經濟角度上來看,華團的這種做法也可能損害我國的經濟利益。


近幾年來,政府在不少大型基建工程提高透明度。這種做法不僅可以減低貪污賄賂,更重要的是能夠給予外資信心,相信我國仍然是自由經濟市場而積極投資。如果外資撤離我國市場,會造成市場的競爭能力降低,最終吃虧的還是人民。


而除了技術與財政因素以外,華團領導人要求政府必須要把有關工程頒發給中國公司的其中一個原因,竟然是為了要配合中國的“一帶一路”外交戰略。


說起外交戰略,我們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華基政黨,尤其是馬華和民政黨內都沒有外交政策局或是對外關係部,讓人驚訝。作為執政黨之一,馬華與民政黨如果擁有外交策略局或是智囊團內有外交策略人才,即使不能直接參與外交部的運作,也能夠通過國陣內的溝通機制對外交政策提出意見,間接參與外交事務,為國家爭取最大的利益。而不少華團也沒有外交策略,只有親中國政策。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在2013年所提出的戰略倡議,而直到去年才開始施行。而美國在2008年奧巴馬上任美國總統後即刻宣佈了“重返亞洲”的外交戰略。在過去的8年內,美國強化了與本區域國家在各個領域的合作。推動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勢必為本區域各國帶來新的商業契機。2014年,奧巴馬更成為過去48年來首位訪問我國的美國總統。最近,奧巴馬宣佈解除對越南的軍售禁令,更凸顯出美國除了願意在經濟發展上協助東盟,也願意為本區域和平做出貢獻。


換句話說,我國目前是處於“一帶一路”和“重返亞洲”兩個世界大國的外交戰略中的利益內。從外交戰略角度來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並沒有籌碼可以完全傾向其中一國。而且這種做法也與我國一貫所奉行的中立政策相左。我國必須積極研究這兩國外交戰略所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積極利用與參與才能為我國帶來最大的經濟利益。


再換另外一個看法,如果華團的要求得逞,那麼未來我國更多的大型基建工程或是交易,例如正在探討中的核能發電廠、輕快鐵工程、甚至是軍備如戰鬥機、防空系統和武裝直升機等,都必須在“一帶一路”的考量下直接都頒發給中國承包商嗎?這種做法對其他達到技術要求的外資來說公平嗎?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放輕鬆一下,日本高鐵上的便當可說是一大特色,不僅十分精緻且具有日本的地方特色。


而且還會隨著季節漁獲更新,獲不少日本旅遊書籍或是旅遊達人的積極推薦。如果我國高鐵由日本承辦,不僅有高度的安全和品質保證,還能提高附加價值引入特色便當,說不定也能成為旅遊特色之一。


建議華團領導人不妨到日本高鐵訪問和試吃高鐵便當,再與中國高鐵和便當比較一番!(2016-05-29 星洲日報/天馬行空‧作者:陳日佳‧私立大學講師)

Comment by CERI on November 26, 2015 at 12:10pm

文化部部長雒樹剛:加快文化改革發展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自覺,加快文化改革發展”。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增強改革創新意識,全面加強文化建設,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文化力量。

繁榮文化精品創作生產

優秀精神文化產品反映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創造能力,是衡量和檢驗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的根本標準。必須著力扶持優秀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加強文化人才培養,繁榮發展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事業,推出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的精品力作。

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核心價值觀是決定文化性質和方向的最深層要素,也是優秀精神文化產品的靈魂所在。要彰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聚焦實現中國夢的時代主題,突出思想內涵,詮釋中國精神,展示家國情懷,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努力謳歌真善美、鞭撻假惡醜,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不斷增強人們的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

推動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藝術只有貫註思想、蘊涵精神,具備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風格,才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真正的價值,才能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社會生活,貼近基層群眾,創作出更多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鼓勵藝術創新創造,提倡題材體裁多樣,進一步釋放文化創作潛力,不斷提高作品原創能力,努力把深刻的思想內涵、豐富的知識信息與完美的藝術形式有機結合起來,增強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加強對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引導。深入實施文化精品創作工程,重點扶持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現實題材、農村題材、少兒題材的創作生產,並加大推廣力度。完善文化產品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倡導積極健康的文藝批評,改革和規範文藝評獎工作,合理設置反映市場接受程度的發行量、收視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標,確保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

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獨特精神標識,是加快文化改革發展的寶貴資源。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同誌關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基本方針,對傳統文化做到“揚棄繼承、轉化創新”,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擁有更多的傳承載體、傳播渠道和傳習人群,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

實施中華文化傳承工程。堅持保護利用、普及弘揚並重,切實加大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研究、普及力度。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廣泛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宣傳普及,抓好中華文化經典選編和名家品讀等重點項目。加強政策扶持和人才培養,振興傳統工藝。做好古代典籍文獻整理、出版工作,全面推進修史修誌,推進國家典籍資源數字化。探索用好用活歷史文化瑰寶的途徑辦法,讓收藏在博物館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

全面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堅持把保護文化遺產放到更為重要的位置,切實保護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文化根基。加強國家重大文化遺產地、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等保護,健全文物普查登記和安全管理制度,提高文物安全防範能力,引導規範民間收藏,推動文物由搶救性保護向預防性保護轉變。建立完備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對代表性傳承人實施扶持計劃,對具有一定市場前景的遺產項目實施生產性保護,加大西部地區和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力度,統籌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

振興和發展民族民間文化。堅持以廣大農村和基層為重點,大力發展植根群眾的民族民間文化。把傳承弘揚優秀民族民間文化融入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總體規劃,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美麗鄉村。發揮傳統節日的文化傳承功能,廣泛開展健康有益的民俗文化活動,打造一批民間文化藝術之鄉。完善落實有關扶持政策,加強對民間文學、民俗文化、民間音樂舞蹈戲曲、少數民族史詩等的搶救,實施地方戲曲振興工程,使優秀傳統文化活起來、傳下去。

推動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發展

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制度設計,也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必然要求。必須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共建共享,推動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力爭到“十三五”末,基本建立覆蓋城鄉、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推進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建設。設施網絡是推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的基礎條件和基本載體。按照城鄉人口發展和分布,合理規劃建設各類公共文化設施,統籌建設集宣傳文化、黨員教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體育健身等多功能於一體的基層公共文化服務中心,配套建設群眾文體活動場地。堅持設施建設和運行管理並重,深入推進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範區創建,健全公共文化設施運行管理和服務標準體系。積極探索“互聯網+公共文化服務”的有效模式,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網絡化建設。

引導文化資源向城鄉基層傾斜。公共文化服務的對象主要在城鄉基層,難點和短板在老少邊窮地區。堅持重心下移,著力加強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逐步縮小城鄉文化發展差距。增加農村文化服務總量,拓展重大文化惠民項目服務“三農”內容,鼓勵城市對農村進行文化幫扶。結合國家扶貧開發工作,編制和實施老少邊窮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發展規劃綱要,加大資金、項目、政策傾斜力度。

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方式。適度引入市場機制,促進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建立基層群眾需求征集、服務評價反饋等方面機制,推行菜單式服務,開展群眾滿意度測評,使群眾“要”文化和政府“送”文化更加匹配。深化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內部改革,推動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等組建理事會,完善治理結構,提高服務能力。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鼓勵社會力量、社會資本提供公共文化服務。

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也是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舉措。必須始終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發展骨幹文化企業和創意文化產業,培育新型文化業態,擴大和引導文化消費,努力構建結構合理、門類齊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創意、競爭力強的現代文化產業體系。

推動文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文化產業發展質量和效益,必須積極調整優化文化產業結構,走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的路子。以文化內容創作生產傳播為核心,做強做優做大宣傳文化主業。加快培育骨幹文化企業,推動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並重組,促進文化資源、要素向優質企業、優勢產業門類集聚。大力推進文化科技創新,改造提升傳統文化產業,積極搶占文化與科技、文化與金融、文化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制高點。

完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必須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誠信守法、監管有力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建立多層次文化產品和要素市場,促進文化資源在全國範圍流動,打造綜合性、專項性、區域性文化產品和服務交易平臺,提高文化消費規模和水平。完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積極鼓勵社會資本投資政策法規許可的文化產業。加強和改進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深入開展“掃黃打非”,加強文化行業組織和中介機構建設,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完善兩個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推動文化企業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體現文化企業特點、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資產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模式。探索建立黨委和政府監管有機結合、宣傳部門有效主導的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模式,推動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在新聞出版傳媒領域探索實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試點,利用經濟和法律手段創新管理,確保正確輿論導向。完善和落實文化經濟政策,發揮政策的兜底作用,確保文化企業既活得好又走得正。

提高文化開放水平

擴大文化領域對外開放,是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迫切需要。必須堅持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社會參與,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文化對外開放格局,廣泛參與世界文明對話,積極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化成果,創新對外傳播、文化交流、文化貿易方式,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加快構建技術先進、傳輸快捷、覆蓋廣泛的現代傳播體系,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支持重點媒體面向國內國際發展,打造國際一流媒體。積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形成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中國話語,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更好地塑造國家形象,營造於我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

深化人文交流。文化交流是心靈溝通的橋梁,也是一種“柔性”外交。切實提高對外文化交流水平,做大做響感知中國、歡樂春節等文化品牌,加強深層次、多樣化、重實效的思想情感交流。完善人文交流機制,把政府交流與民間交流結合起來,擴大對外文化交流的參與面。加快推進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和孔子學院建設,搭建展示和體驗並舉的綜合平臺。

加快發展文化貿易。文化產品“賣出去”有時候比“送出去”更容易被海外接受。完善政策保障,進一步扶持文化出口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支持更多有經濟實力、貿易經驗的民營企業從事文化貿易,加強國際文化產品交易平臺和國際營銷網絡建設,辦好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等國際性展會,不斷擴大我國文化產品和服務在國際市場的份額。針對國外受眾特點和文化消費習慣,開發既有中國風格又適銷對路的文化產品,為文化產品走出去搭建翻譯平臺。(收藏自 《 人民日報 》( 2015年11月26日 07 版)

Comment by CERI on November 26, 2015 at 12:06pm

郝時遠·人民日報刊文談文化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力量

“一帶一路”建設立足亞洲、歐洲、非洲經濟貿易和人文交流的歷史通道,堅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時代潮流,致力於發展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其中,人文精神烘托的經濟合作和開放發展彰顯了文化的力量。習近平指出:“一項沒有文化支撐的事業難以持續長久。”文化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力量。

“一帶一路”的互聯互通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習近平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關鍵基礎。”“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土壤,就是充滿文化活力的民間交往和交流。民心相通在於文化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歷史、語言、宗教、風俗等社會生活的民間認知和交流是民心相通最廣泛的領域。“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歷史文化的現代交集和共識,正在成為民心相通的重要支點之一。

舉例來說,在“一帶一路”建設包含的“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中,“萬里茶路”的歷史文化傳統正成為中國、蒙古、俄羅斯三國重振“草原絲路”的文化共識。這條古代商道在三個國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節點城市,如俄羅斯的伊爾庫茨克、恰克圖,蒙古的烏蘭巴托,中國的呼和浩特、張家口、北京等。這條商道向北延伸到莫斯科和歐洲其他地區,向南通達福建等茶葉產地。這條“萬里茶路”帶動了沿途城鎮、商業、加工業、服務業的發展和文化交流。當年,形形色色的駝隊商旅操著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承載不同文化,共同推動了這條商路的繁盛。這是歷史留給中國、蒙古、俄羅斯的一份重要文化遺產,是有利於建設現代“中蒙俄經濟走廊”的人文資源。

從歷史文化遺產的視角推進現代國家之間的互利合作,這是一種新的歷史文化觀,也是開創新歷史、發展新文化、造就新繁榮的重要立足點。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各個國家不僅需要立足本國實際,而且需要具有相互關照的全局視野。中國倡導和諧包容、文明寬容的理念,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選擇,主張求同存異、兼容並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這是一種高尚的文明觀、包容的文化觀、和諧的社會觀。將其付諸實踐,既需要實體經濟的支撐,也需要科學闡釋人文精神、推動文化傳承、提供智力支持,更需要植根民間社會的文化和承載這些文化的人民去精耕細作。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國西部地區、邊疆地區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區位變化,古代社會的“邊緣”、現代國家的“邊疆”正在轉變為開放發展的前沿、內外聯通的中心。在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省、市、自治區中,內蒙古、新疆、西藏、廣西、寧夏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以及雲南、甘肅、青海、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多民族省份和邊疆地區,都有“核心區”“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國際通道”“戰略支點”“新高地”“輻射中心”等新的發展定位。“一帶一路”建設對邊疆地區無疑是一大利好,而且從長遠來看,西部地區、邊疆地區將成為支撐國家發展的“新空間”。

西部地區、邊疆地區雖然發生了區位的戰略性轉變,但與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依然顯著,加快發展、擴大開放、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鬥目標仍需付出艱苦努力。面對“一帶一路”建設展開的中國改革開放“新空間”,這些地區需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努力實現“大利好”。同時應意識到,邊疆地區不僅是文化多樣性資源最豐富的區域,而且與鄰國共享著許多歷史文化資源,在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經濟生活等方面具有相互融通的優勢。作為中華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少數民族文化,可以在開放發展中發揮民心相通的重要作用。“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心相通就能使國際關系“親、誠、惠、容”準則滲透於各國人民的生活和心田。(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收藏自 2015年11月26日,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30, 2015 at 9:36pm

智庫學者提出“一帶一路”的十大認知風險

從2013年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被首次提出,到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再到2014年11月8日習近平宣布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可以說,“一帶一路”已經從一項偉大構想變成了正在如火如荼實行著的偉大舉措。

然而,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存在著怎樣的機遇與挑戰?如何良好地進行“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將為國內與國外帶來怎樣的發展或困境?針對這些問題,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義桅在其《“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一書中進行了深刻闡釋與精彩解讀。

                                                                                                                    (Bali,Indonesia


“一帶一路”,簡單四字擁有深邃內涵

王義桅表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共同組成了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的戰略格局和周邊外交新的戰略框架。

王義桅從三個方面,闡釋了“一帶一路”為對外開放翻開了新的歷史篇章:從開放的內涵上來說,“一帶一路”讓“引進來”轉向“走出去”,“引進來”與“走出去”的良好結合能讓中國參與和引領國際合作;從開放的廣度上來說,“一帶一路”促進中國西部地區的發展,打造向西、向南全方位的開放格局;從開放的深度上來說,“一帶一路”能夠促進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全方位自由流動。


“一帶一路”中的“三五”效應

王義桅認為,“一帶一路”中有著如下“三五效應”:

“五千年未有之變局”:推動傳統中華文明的轉型。“一帶一路”可以促進從內陸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轉型,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的轉型,從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的轉型。因此,“一帶一路”肩負著推動中華文明轉型的歷史擔當。

“五百年未有之變局”:推動近代人類文明的轉型。“一帶一路”不僅推動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性方向發展、推動歐亞大陸回歸人類文明中心,同時可以創新人類文明、實現全球再平衡。因此,“一帶一路”肩負著推動人類文明創新的現實擔當。

“五十年未有之變局”:推動中國夢的實現。王義桅指出,“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夢,尤其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從“融入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從“中國向世界開放”到“世界向中國開放”態度的轉變。中國60多年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道路,但是中國始終不是世界潮流的開啟者。“一帶一路”將超越西部大開發,將中國內部市場一體化提升為歐亞大市場的建設。

二是中國塑造歐亞一體化,鞏固大周邊依托。“一帶一路”構成的互聯互通將把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亞太地區與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歐盟聯系起來。給歐亞大陸帶來新的空間和機會,並形成東亞、西亞和南亞經濟輻射區。

三是重塑中國全球化戰略的比較優勢,全面提升中國競爭力。“一帶一路”是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通過全方位開放塑造的新的比較優勢。在新一輪全球化競爭中,我國從全球產業鏈低端向高端邁進,比較優勢也從“勞動-資源”密集向“技術-資本”密集升級。

關於“一帶一路”的十大認知風險

王義桅強調,無論是專家搞研究還是媒體做報道,對於“一帶一路”都應該做出客觀清醒的認識並厘清相應的概念。其中,王義桅提到十個問題可能存在認識風險,需要在進行“一帶一路”報道、研究時格外註重:

1.“一帶一路”是戰略還是倡議?應該“慎談戰略,多講文明”。

2.“一帶一路”是“我的”還是“我們的”?

3.“一帶一路”是“路”還是“帶”?是否是“海上佯政,意在陸上”?

4.“一帶一路”是復興還是復古,它是否是一種新的朝貢體系?

5.“一帶一路”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嗎?只是為了輸出過剩產能?

6.“一帶一路”是中國版的經濟帝國主義,只是“中國的全球化”嗎?

7.“一帶一路”是中國中心主義的復活?

8.“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周邊外交?“周邊”的概念究竟是什麽?

9.“一帶一路”是一個封閉的環?

10.“一帶一路”是中國以經濟合作掩護軍事擴張的行為?

王義桅認為,只有在研究、報道之中牢牢抓住並解決好這些問題,也才能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道路上真正做到共建絲路、共面風險、共襄盛舉。發布時間: (2015-05-11 ,中國網,作者張林,實習生楊堯)

Comment by CERI on August 30, 2015 at 9:20pm

一帶一路進入實操階段·中國應膽大心細面對挑戰

今年,國家陸續公布了多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舉措。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三部委經國務院授權,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中國政府成立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指導和協調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領導小組的陣容強大,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擔任小組組長,四名副組長分別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晶和國務委員楊潔篪。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具體承擔領導小組日常工作。

隨後,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牽頭,聯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等單位共同發起建立“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理事單位多達55家之多,囊括了大部分國內對“一帶一路”有權威研究的智庫。

多個跡象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從頂層設計階段逐步邁向實操階段。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在其新作《“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中提到,“一帶一路”帶來了全方位開放、周邊外交、地區合作和全球發展的機遇。但他同樣指出“偉大的事業總是面臨風險”,中國不得不面對地緣風險、安全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道德風險。這本書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學院和人民出版社聯袂出版,是繼3月28日《共建“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文件》發布之後的首部“一帶一路”專著。

在以往中國對外投資的案例中,有不少因為沒有有效防控風險而導致投資失敗的例子。如利比亞戰爭使中國基礎建設投資蒙受巨大損失,緬甸密松水庫因當地人民反對而直接停擺。較近的還有中國鐵建在中標墨西哥高鐵項目後僅僅3天就因為墨西哥國內政治鬥爭得而復失。

外交學院前院長、原駐法大使吳建民曾預測:現在中國的資本正在走向世界,這股大潮才剛剛開始。去年一年入境投資1200億美元,“走出去”的為1400億美元。這是一個轉折性的變化,“一帶一路”就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來的。

“一帶一路”會帶領大量企業走出去,形成中國資本國際化的大潮。如何應對風險已成為最緊迫的問題。

學界和媒體首先應該厘清概念,避免認識風險

除了具體的五大風險之外,王義桅在5月10日舉辦的察哈爾圓桌會議上特別強調,無論是專家搞研究還是媒體做報道,對於“一帶一路”都應該做出客觀清醒的認識並厘清相應的概念。他提到十個問題可能存在認識風險,需要在進行“一帶一路”報道、研究時格外註重:

1.“一帶一路”是戰略還是倡議?應該“慎談戰略,多講文明”。

2.“一帶一路”是“我的”還是“我們的”?

3.“一帶一路”是“路”還是“帶”?是否是“海上佯政,意在陸上”?

4.“一帶一路”是復興還是復古,它是否是一種新的朝貢體系?

5.“一帶一路”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嗎?只是為了輸出過剩產能?

6.“一帶一路”是中國版的經濟帝國主義,只是“中國的全球化”嗎?

7.“一帶一路”是中國中心主義的復活?

8.“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周邊外交?“周邊”的概念究竟是什麽?

9.“一帶一路”是一個封閉的環?

10.“一帶一路”是中國以經濟合作掩護軍事擴張的行為?

厘清這些基本概念是學界進行研究和媒體進行報道的大前提。因此,國家發改委國防動員研究發展中心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張笑將《“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這本書評價為“及時雨”和“精品屋”,他表示,“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對一帶一路這樣一個題材進行闡述,寫出這樣的一本書,確實不易。在這樣的環境下理清很多認識,包括理念上的誤解,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也很全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員盧先堃在察哈爾圓桌上表示,我們出臺政策的時候更要有一種大國的氣魄、大國的定力。如果自己傳遞信號不清楚,猶猶豫豫,可能會出現誤讀。

“現在講一帶一路故事中,我們相對比較自我為中心。我們更多地要看到歐亞大陸上不同的國家,包括周邊的機構對於歐亞大陸的發展都曾經提出過不同的倡議、思考,甚至是計劃。‘一帶一路’倡議是一種開放性的倡議,不是封閉的,也不是中國要取代或者擠壓別的國家提出的倡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龔婷提醒,在做相關的公共外交工作時應避免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

管控好風險是“挑戰”轉換成機遇的關鍵

“一帶一路”既是空前的機遇,又是空前的挑戰。收益與風險一向是並存的,提前分析“一帶一路”戰略落實中可能遇到的風險,提前制定好風險應對策略,管控好風險,是“挑戰”轉換成機遇的關鍵。

王義桅教授認為,應對地緣風險,要處理好美國的戰略圍堵、俄羅斯的猜疑、印度的不合作、日本的攪局、爭取歐洲的主動對接。

應對安全風險,需要註意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如自然風險、環境風險、極端勢力的威脅、非政府組織的威脅、海上安全風險;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如國內政策設計與實施、各區域的打擊與聯結、。

應對經濟風險,從短期來看需要警惕全球貨幣政策分化,從長期來看需要警惕未來全球經濟結構調整,並在實踐中警惕和防範投融資、主權債務、地方債務等風險。

應對法律風險,可從六個方面入手,即因投資問題、勞工問題、環境問題、經營不善問題、沿線法律不完善、貿易問題而面臨的法律風險。

應對道德風險,可分為三個層面,主要包括國家層面、企業層面和個人層面的道德風險。

當“一帶一路”進入實際操作階段,中國應“膽大心細”面對挑戰,做好應對各種風險的準備,同時下大力氣進行具體問題的前導性研究,這也是對學者和智庫提出的緊迫要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評價《“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這本書拔得頭籌,是關於絲綢之路最快的著作,填補了研究的空白。

他同時建議:“在戰略上,應該想得更透一些;在微觀上,應該做好國別研究;在處理不同文明上,有很大研究的空間。如果不把這些具體的問題研究好了,恐怕‘一帶一路’僅僅是一個構想,也是不能落實的。” (記者張林,察哈爾學會彭鈺瓏亦有貢獻,2015-05-13 中國網, 作者: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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