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對於高度發展的歐洲和東亞的藝術是真的情形，對於歐洲的布須曼人和埃斯基摩人的藝術也一定是真的。至少，我們沒有理由可以臆斷說這是不對的。誰能曉得一個澳洲人見了格累（Grey）從格楞內爾（Glenelg）的穴洞里起掘出來的圖畫能夠看出些什麽呢？我們除了幾筆關於人和袋鼠的很粗的表現之外，看不出什麽來。

但一個西澳洲人，見了拉斐爾（Raphael）的聖母像又能看出些什麽來呢？我們可以設想那些很粗拙的圖畫對於和作者同一文化的澳洲人所發生的影響，正象聖嬰耶穌的眼睛所放射的神秘光輝對我們所發生的一樣。我們已經說過，我們不知道澳洲人的圖畫的意義，我們甚至於不知道畫中是否有著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難道我們能夠說我們已經認識了澳洲人的藝術品嗎？…

不然的話，這種現象倒是很難說明的。為什麽和文明人一樣有美的要求的原始人不能盡力將他們的標記和象征制成很悅目呢？在執行那動機時也許在求美觀念之外還存著其他觀念倒是真的。例如，紐錫蘭人的裝飾畫像里部分大小，顯然是不很相稱的，但這並非因為他們的審美觀念在這上面特別欠缺，而是因為它們是在盡力摹仿古代的粗拙古板的作品典範，以為那畫圖的魔力，是附在那種傳統的形式上的。



在我們的宗教藝術中，也可以找到同樣的事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是不會許你得到一個關於紐錫蘭人的審美天才的定論的。幸而我們無論在這里或在其他的情境中，都不限於一小部分的裝飾畫。我們可以將毛利（Maori）的人像和其他的圖畫作一個比較研究，假使這個比較，叫我們發見一個紐錫蘭人對於自然物象和自然關系的表現能力和他對人像的表現能力一樣薄弱，我們才能有充分的理由，來作一個關於他審美能力的結論。…

其他的部門，都已認清人種學的昌明給予了文化科學一種有權威的、不可缺少的幫襯，只有藝術科學對於人種學所介紹的原始民族的粗鄙的產物，依然用著不屑一顧的態度。時間愈久，愈顯示出它的落伍來。度波曾將他所能接觸的墨西哥人和秘魯人的藝術納入他的比較研究的圈子內。赫德也曾搜集國外和國內的民間詩歌的許多零碎花朵。泰納所搜集的材料雖然比他的前人多，但他只說到歐洲諸文明民族的藝術，好象除此以外別的地方都沒有藝術似的。

泰納的批評者痕涅昆，在這一點上，是和泰納一模一樣的。居友所著最後一部書的書名——《從社會學見地論藝術》——會使我們猜想他所用的是和平日不同的一種方法，因為現在的社會學常將原始民族看為比一切其他更重要的，但居友從社會學的見地來加以檢討的藝術，卻是十九世紀的法國藝術。在這點上，他的眼光比泰納的還要狹小得多。…

特殊的人種性質，不但在泰納說過的強大的文明民族間找不到，就是在野蠻民族間，也不可能找到。同樣不足取的是關於氣候能影響藝術家性格的那種見解。泰納對於他自己所說的氣候這個名詞，誠然不曾下過註解，然而，他卻很肯定的斷言，他那不曾下過定義的氣候，在某一形式下，會在藝術家身上打上一個很特殊很固定的烙印，也會同樣地影響他的作品。…

在一本聖救主（St　Saviour）堂的破舊登記簿上，在1639年3月20日的日期下，我們可以找到很簡明的記載：“異鄉人非利普·馬星澤葬在此地”（Buried，Philip　Massinger，a　Stranger）。對於這個異鄉人，我們只知道他生於1584年，是一個仆人的兒子，從1602年到1606年在牛津的聖阿爾班（St．Alban）堂受過教育，某次在一種“不幸的極端貧困中”曾去向典業主人亨斯羅（Henslowe）借過五鎊錢，他是“The　Duke　ofMilan”和“The　Fatai　Dowry”的著者。亨斯羅賬簿上的這段記載，就是可怖的“Duchess　of　Malfi”的著者，約翰·韋布斯忒（John　Webster）留存在人世間的全部歷史——除開他的工作和姓名的記載——了。

他們都在他們時常戰栗地夢想著的那個深遠靜寂的黑暗中消失了。那真是：…

本書所努力的，是一種開辟性的工作，讀者也應當用這樣的眼光看待它。在一塊從未有人探索過的新境地，誰都不可能找到許多無價的事實，只要找得到路徑，就應當知足了。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它所給與的答案，而在於它所提出的問題。不論怎樣，我想，對於讀者，尤其對於那些和我觀點不同的讀者，我已經盡了一點力，因為我已經將我的意思盡可能簡單地表現出來了。

格羅塞，1893年10月9日於巴登的夫賴堡

第一章 藝術科學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