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八日，貧困潦倒的布爾加科夫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藝術劇院一個助理導演的職位，"如果不能任命我為助理導演……"他說，"請求當個在編的普通配角演員；如果當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請求當個管劇務的工人；如果連工人也不能當，那就請求蘇聯政府以它認為必要的任何方式盡快處置我，只要處置就行……"作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師，布爾加科夫在驕傲和克服饑餓之間顯得困難重重，最終他兩者都選擇了，他在"請求"的後面沒有絲毫的乞討，當他請求做一個管劇務的工人時，依然驕傲地說："只要處置我就行。"…

現在

這一天陽光明媚，風在窗外噝噝響著，春天已經來到了。劉冬生坐在一座高層建築的第十八層的窗前，他樓下的幼兒園裏響著孩子們盲目的歌唱，這群一無所知的孩子以興致勃勃的歌聲騷擾著他，他看到護城河兩岸的樹木散發著綠色，很多出租車夾雜著幾輛卡車正在駛去。更遠處遊樂園的大觀覽車緩慢地移動著，如果不是凝神遠眺，是看不出它的移動。…

感謝趙旭東教授邀請我來到這裏，趙教授是中國精神科和心理治療方面的權威，他很謙虛，不承認自己是權威，我對他說，你把崔永元著名的抑郁癥治好了，你治好了一個權威，你就是權威了。今天，這個權威冒險邀請我這個門外漢來這裏演講，讓我擔心他的心理是否也出現了一些小問題？…

我曾經被這樣兩句話所深深吸引，第一句話來自美國作家艾薩克．辛格的哥哥。這位很早就開始寫作，後來又被人們完全遺忘的作家這樣教導他的弟弟：“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而事實永遠不會陳舊過時。”第二句話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臘人之口：“命運的看法比我們更準確。”

在這裏，他們都否定了“看法”，而且都為此尋找到一個有力的藉口：那位辛格家族的成員十分實際地強調了“事實”；古希臘人則更相信不可知的事物，指出的是“命運”。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事實”和“命運”都要比“看法”寬廣得多，就像秋天一樣；而“看法”又是什麽？在他們眼中很可能只是一片樹葉。人們總是喜歡不斷地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幾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於是人們真以為一葉可以見秋了，而忘記了它其實只是一個形容詞。…

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文學作品中的想象，“想象”是一個十分迷人的詞匯。還有什麽詞匯比“想象”更加迷人？我很難找到。這個詞匯表達了無拘無束、天馬行空和絢麗多彩等等。

今天有關想象的話題將從天空開始，人類對於天空的想象由來已久，而且生生不息。我想也許是天空無邊無際的廣闊和深遠，讓我們忍不住想入非非；湛藍的晴天，灰暗的陰天、霞光照耀的天空，滿天星辰的天空，雲彩飄浮的天空，雨雪紛飛的天空……天空的變幻莫測也讓我們的想入非非開始變幻莫測。…

我只用一個夜晚讀完了哈金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我不知道需要多少個夜晚還有白天才能減弱這部作品帶給我的傷痛。我知道時間可以修改我們的記憶和情感，文學就是這樣歷久彌新。當我在多年之後找回這些感受時，傷痛可能已經成為隱隱作痛，那種來自記憶深處的疼痛。身體的傷疤可以愈合，記憶的隱隱作痛卻是源遠流長。

我想，哈金在寫作《南京安魂曲》時，可能一直沈溺在記憶的隱隱作痛裏。他的敘述是如此的平靜，平靜的讓人沒有註意到敘述的存在，可是帶給讀者的閱讀沖擊卻是如此強烈。我相信這些強烈的沖擊將會在時間的長河裏逐漸風平浪靜，讀者在此後的歲月裏回味《南京安魂曲》時，就會與作者一起感受記憶的隱隱作痛。

這正是哈金想要表達的，讓我們面對歷史的創傷，在追思和慰靈的小路上無聲地行走。在這個意義上說，哈金寫下了他自己的安魂曲，也寫下了我們共同的安魂曲。…

我在小學畢業的那一年，應該是1973年，縣裏的圖書館重新對外開放。我父親為我和哥哥弄了一張借書證，從那時起我開始喜歡閱讀小說了，尤其是長篇小說。我把那個時代所有的作品幾乎都讀了一遍，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還有《牛田洋》、《虹南作戰史》、《新橋》、《礦山風雲》、《飛雪迎春》、《閃閃的紅星》……當時我最喜歡的書是《閃閃的紅星》，然後是《礦山風雲》。

在閱讀這些枯燥乏味的書籍的同時，我迷戀上了街道上的大字報。…

以往假想外星文明的作品，往往要和星際航行搞在一起——按照通常的思維模式，沒有星際航行，怎麽遇得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外星文明呢？所以《星球大戰》、《銀河漫遊指南》之類的作品都是如此，而那個已經拍了十集的電影系列幹脆就叫《星際迷航》（Star Trek）。

但是，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的想象力與眾不同。她在這部小說一開頭，就告訴讀者一項偉大的發明：“只要做一個簡單的手勢——做出這手勢比描述這手勢還要簡單得多——就可以去任何地方。”憑借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訣竅”，勒奎恩就一舉擺脫了那些宇宙飛船和“超光速運行”、“躍遷”之類的“硬科幻”（據說這類所謂的“硬科幻”通常都是男性喜歡的，而勒奎恩是一位女性），得以將她的想象力直奔主題，用於對種種外星文明的創造和描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