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爲什麼，對一個人深入的回憶，非要到他逝去之後。難道回憶是被痛苦帶來的嗎?

1977年春天我認識了韋君宜。我真幸運，那時我剛剛把一隻腳怯生生踏在文學之路上。我對自己毫無把握。我想，如果我沒有遇到韋君宜，我以後的文學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我認識她幾乎是一種命運。

但是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曆史全然隔開。我第一次見到她時，並不清楚她是誰，這便使我相當尷尬。…

這是一部非常的畫集。在它出版之前，除去畫家的幾位至愛親朋，極少有人見過這些畫作；但它一經問世，我深信無論何人，只要瞧上一眼，都會即刻被這浩蕩的才情、酷烈的氣息，以及水墨的狂濤激浪卷入其中!

更為非常的是，不管現在這些畫作怎樣震撼世人，畫家本人卻不會得知——不久前，這位才華橫溢並尚且年輕的畫家李伯安，在他寂寞終生的藝術之道上走到盡頭，了無聲息地離開了人間。

他是累死在畫前的!但去世後，亦無消息，因為他太無名氣。在當今這個信息時代，竟然給一位天才留下如此巨大的空白，這是對自詡為神通廣大的媒體的一種諷刺，還是表明媒體的無能與淺薄?

我卻親眼看到他在世時的冷落與寂寥——…

很少一位攝影家能夠如此強烈地震撼我。為此，在他這些驚世之作出版之際，我要為他寫一些動心的話。

一…

——記孫犁與方紀的一次見面

一

外地通曉些文壇事情的人，見到我這副標題便會感到奇怪：孫犁與方紀都是天津的老作家，同居一地，相見何難，還需要以文為記嗎?豈非小題大作?…

做孩子的時候，盼過年的心情比大人來得迫切，吃穿玩樂花樣都多，還可以把拜年來的親友塞到手心裏的一小紅包壓歲錢都積攢起來，做個小富翁。但對於孩子們來說，過年的魅力還有更一層深在的緣故，便是我要寫在這幾張紙上的。

每逢年至，小閨女們鬧著戴絨花、穿紅襖、嘴巴塗上濃濃的胭脂團兒；男孩子們的興趣都在鞭炮上，我則不然，最喜歡的是買個花臉戴。這是種紙漿軋制成的面具，用摻膠的彩粉畫上戲裏邊那些有名有姓、威風十足的大花臉。後邊拴根橡皮條，往頭上一套，自己儼然就變成那員虎將了。這花臉是依臉形軋的，眼睛處挖兩個孔，可以從裏邊往外看。但鼻子和嘴的地方不通氣兒，一戴上，好悶，還有股臭膠和紙漿的味兒；說出話來，聲音變得低粗，卻有大將威武不凡的氣概，神氣得很。…

你出外旅行，在某個僻遠的小鎮住進一家小店，趕上天陰落雨，這該死的連綿的雨把你悶在屋裏。你拉開提包鎖鏈，呀，糟糕之極!竟然把該帶在身邊的一本書忘在家中——這是每一個出外的人經常會碰到的遺憾。你怎麼辦?身在他鄉，陌生無友，手中無書，面對雨窗孤坐，那是何等滋味?我嗎，嘿，我自有我的辦法!

道出這辦法之前，先要說這辦法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