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時候，我們左近有一家人家搬了，園裡遺下一些蓬蓬的野草，幾叢美人嬌，野草叢中還有一些牽牛花新生的幼芽。 

　　去年未搬到這裡之先，我們來看姊姊的時候，彷彿記得有幾家在門前種了一排牽牛花，籐蔓一直牽到涼台上，綠蔭蔭的組成了一張絕妙的天幕。那時我們還住在聽車樓，窗前雖也有幾株綠蔭滿窗的洋梧桐，但決沒有這牽牛花天幕的愛人，因此這過眼的一瞥，便給了我們很深刻的印象。今年恰巧人家搬了，鳳發現園裡遺著有牽牛花，便覺得這是一個很好實現理想的機會。…

外面，夜晚寒冷而潮濕，但在雷克斯納姆別墅的小客廳裏，窗簾下垂，爐火熊熊。父子倆在下棋，父親以為棋局將發生根本的變化，把他這一方的國王推入危急而不必要的險境，這甚至引起了那位白發老太太的評論，她正在爐火邊安靜地編織毛活。

“聽那風聲。”懷特先生說，他看出自己下錯了一著影響全局的棋，可為時已晚，他態度和藹地想不讓兒子發現這個錯誤。

“我正聽著呢，”兒子說，他冷酷地審視著棋盤，一面伸出手來，

“將軍。”

“我簡直不相信他今晚會來。”父親說，他的手在棋盤上躊躇不決。

“將死了。”兒子回答。…

我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度過青少年時期，那段時間裏，我想最難忘的就是我爸爸的床塌了的那天夜裏。關於那天夜裏，再講一遍要好過寫上一篇（除非就像我的幾個朋友所說，在有人已經聽過五六遍時），因為幾乎需要扔家具、搖晃門和學狗叫，才能為一個確實多少有點不可思議的故事（然而真的發生過）營造出適當的氛圍和逼真的感覺。

當時我爸爸剛好決定要在閣樓上睡一晚上，去到一個他可以想事情的地方。我媽媽很反對這個主意，因為她說裏面那張舊木頭床不安全：它搖搖晃晃，塌掉的話，沈重的床頭板會砸到我爸爸頭上把他砸死。但怎樣都勸不住他，十點一刻，他進去後關上通往閣樓的門，開始沿著盤旋的窄樓梯往上走。我們後來聽到他爬上床時傳來的不祥的吱吱嘎嘎聲。爺爺跟我們住的時候，通常睡閣樓裏的那張床，幾天前不知道他去哪兒了。（這種時候，他通常一走就是六到八天，然後發著牢騷、氣沖沖地回來了，帶回的新聞是北部聯盟的領導是群笨蛋，波托馬克部隊完全沒希望打勝仗。）…

我在檢點我媽媽的來信時，發現時間並未令其失色。在一封日期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中，她很詳細地講述了她一九三三年尋找巴格利小姐的故事，這件事成了家族中的傳奇。安妮特•巴格利小姐——她的熟人都叫她安娜——六十年前從她的英國老家漂泊到哥倫布市走家串戶為人縫補，跟我媽媽成為肺腑之交。然後在一八九五年春天的一個上午，三十四歲的巴格利小姐坐火車去了波士頓，準備在那兒開一間制衣店。有幾年時間，我媽媽寫去一封封熱情的信，都能很快收到回信，但是大約在世紀之交時，有兩封信讓波士頓郵局退回來了。巴格利小姐不見了，沒有留下轉寄地址，直到一九一三年時，才再次收到她的消息。那年的洪水淹了哥倫布市，她從波士頓發了封表示擔心的電報。我媽媽也用電報回復，說她的朋友們都平平安安，巴格利小姐顯然是在一間西聯公司的營業所收到這封電報的，她自己的那封電報也是在那兒發的，可是我媽媽馬上寫的一封信寄到了舊地址，跟別的一樣，被退了回來。二十年沒有動靜地過去了。…

我青年時代頂風光的一件事，要數“有天晚上床砸了爸爸的頭”那一樁，那時候，我住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把這件事口述一遍的效果要比把它用書面的形式寫下來好（除非，正像我的好幾位朋友說的，你已經聽我講過五六遍了）。因為，要恰如其分地再現出當時的氣氛，要讓這個大家一致公認的、有點難以置信的故事逼真，簡直需要我拿出滿地扔家具、拼命搖門、學狗汪汪叫的本領。不過再怎麼說，這都是一件確實發生過的事兒。…

知道詹姆斯·瑟伯的中國讀者應該不多。但如果是對E.B.懷特有點興趣的人，應該聽說過他。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他倆“孟不離焦，焦不離孟”，都是《紐約客》雜誌的王牌作者，共同創立了《紐約客》雜誌詼諧、辛辣的文風，保持了一生的友誼。又因為美國人自己都說，那個年代能與懷特相提並論的作家，可能也只有瑟伯夠格了。…

普雷布爾先生是斯卡斯戴爾市的一位身體肥胖的中年律師，經常跟他的速記員開玩笑說要跟她私奔。“我們私奔吧。”他在口授什麽的間隙會說。“好的呀。”她會說。

一個下雨的星期一下午，普雷布爾先生比以往更認真。

“我們私奔吧。”普雷布爾先生說。

“好的呀。”他的速記員說。普雷布爾先生把口袋裏的鑰匙弄得嘩嘩響，他望著窗外。

“我老婆巴不得沒了我呢。”

“她肯跟你離婚嗎？”速記員問。

“我想不會。”他說。速記員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