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語不多、留著鬍子、彎腰曲背的老派紳士卡明斯先生，在一九〇七或是一九〇八年時教我畫畫，他曾經也是我母親的繪畫老師。他在一八九〇年代早期作為倫敦《畫報》的駐外通訊記者和插圖畫家來到俄國。據說婚姻的不幸給他的生活蒙上了陰影。他的憂郁溫柔的舉止彌補了才氣的不足。他總穿一件粗呢厚大衣，除非天氣非常暖和，才會換成用洛登縮絨呢做的棕綠色羊毛斗篷。 

他使用放在背心口袋里一塊特別的橡皮的樣子很讓我著迷，他抓緊紙，擦完後用手指的背面輕輕撣去“gutticles of the…

母親的閨房里有一扇凸肚窗，可以方便地眺望莫斯卡亞街朝瑪利亞廣場方向的一段。嘴唇緊貼著遮住窗玻璃的薄紗窗簾，我會逐漸透過紗簾嚐到玻璃寒冷的滋味。幾年以後，在革命爆發的時候，我從這扇凸肚窗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戰斗，並且第一次看見了死人：他被放在擔架上擡走，從他垂著的一條腿上，一個鞋子破爛的同志不顧擡擔架的人的推打，不斷使勁想把靴子拽下來——而這一切都是在相當快的小跑中進行的。但是在伯恩斯先生給我上課的時代沒有什麽東西可看，只有黑暗模糊的街道和它逐漸遠去的一排高懸的街燈，雪花在街燈周圍以優雅的、幾乎是故意放慢的動作一陣又一陣落下，似乎是在顯示這戲法是怎麽變的，變起來又是多麽簡單。從另一個角度，你可以在煤氣燈較為明亮的微帶紫色的光圈中看到更多的雪片紛紛落下，這時，我站立其中的、包圍起來的突出的小空間就仿佛像個氣球，慢慢地向上飄去，越飄越高。最後，沿街滑行的幻影雪橇中會有一輛停下來，戴著狐皮無檐帽的伯恩斯先生會笨拙而匆忙地向我們的大門走來。…

外面越來越暗的天色，似乎是伯恩斯先生爭取趕到我們家的努力的無用的副產品。不久，貼身男僕會來放下寬大的藍色遮簾，拉上窗子的印花窗簾。上課房間里的落地大擺鐘發出的滴答聲逐漸帶上了沈悶的、令人煩躁的聲調。短褲的襠部太緊，黑襪子上的羅紋毛糙地磨著我彎起的腿的柔嫩的內側，這些會和我一再拖延不去解決的隱約的內急混在一起。幾乎過了一個小時，而還是沒有伯恩斯先生的蹤影。弟弟會到自己的房間去，在鋼琴上彈個練習曲，然後一而再地投入到我厭惡的一些曲調中去——《浮士德》中對假花的教導，或者弗拉基米爾·連斯基的哀訴。我會離開孩子們住的樓上，慢慢順樓梯欄桿滑到父母房間所在的二樓。這個時間他們往往不在家，在越來越濃的暮色中，這地方以一種奇特的目的決定論的方式影響著我幼小的感官，仿佛在黑暗中這些熟悉事物的積聚正在竭盡全力構成清楚和永久的形象，經過反復的顯示最終留在了我的心里。 …

英語的祈禱文和表現了一個曬得黑黑的希臘天主教聖徒的那小小的雕像形成了一種天真的聯想，回想起來我感到很愉快；在雕像上方墻的高處，在什麽東西（是在床和門之間的那個竹簾子嗎？）的影子在溫暖的燭光下波動的地方，掛著一幅放在鏡框里的透明水彩畫，畫著一條昏暗的小路蜿蜒穿過茂密得令人感到神秘怪異的歐洲山毛櫸林，那兒唯一的林下植物是旋花屬植物，唯一的聲音是自己心臟的怦怦跳動。在母親曾給我讀過的一個英國童話故事中，一個小男孩從床上下來，走進了一幅畫里，沿著一條寂靜的樹木之間的七彩小路騎著他的木馬。當我睡意蒙眬、在爽身粉帶來的舒適中跪在自己的枕頭上，半坐在小腿上很快地做著祈禱的時候，我想像著爬進掛在我床上方的畫里、投入到著魔的山毛櫸林中去的動作——在一個該去的時候我還當真到那里去過。 …

接著我跟隨母親穿過廣闊的大廳去睡覺，在大廳中間的樓梯不斷向上延伸，在樓梯的上平臺和黃昏淡綠色的天空之間，只有溫室般的玻璃窗。你會落在後面，在大廳光滑的石頭地板上拖著腳步，打個出溜，使得在你腰間的那隻溫柔的手，溺愛地推著你不情願的軀體前進。在到樓梯跟前的時候，我的習慣是扭動身子，從樓梯頭的柱子和第一根欄桿柱之間的扶手下面鑽到梯級上。隨著每一個新夏季的到來，鑽的過程變得越來越困難；現在，就連我的幽靈都會被卡住的。 …

還有那些又大又平整的、光亮的圖畫書。我特別喜歡那穿著藍上衣紅褲子的黑臉玩偶高利沃，他的眼睛是用內衣紐扣做的，還有他只有區區五個木頭玩偶構成的女眷。其中兩個通過非法手段用美國國旗給自己裁制了連衣裙（佩格取用了具有母性特點的條紋部分，莎拉·簡取用了漂亮的有星星的部分），一旦給自己中性的關節穿上了衣服，她們就具有了某種溫柔的女性氣質。雙胞胎（梅格和韋格）和小矮人依舊一絲不掛，而其結果是沒有性別。 

我們看到他們深夜偷偷出門打雪仗，直到遠處的鐘聲（“但是聽吧！”押韻的正文說明道）打發他們回到兒童室的玩具盒中。一個無禮的、一揭蓋就跳起來的玩偶躥了出來，嚇著了我那可愛的莎拉，而我非常討厭那個畫面，因為它使我想起了那些兒童聚會，聚會上這個或那個令我著迷的優雅的小姑娘偶然夾痛了手指或弄傷了膝蓋以後，馬上就會漲成一個臉色發紫的小妖怪，只看得見皺紋和號啕著的大嘴。…

內德頗像園丁的下手伊萬（他在一九一八年成了地方蘇維埃的一員），緩慢而費力地走過窗口。在書里的後面幾頁出現了較長的字；在那本棕色的墨跡斑斑的書的最後，以成年人的句子展現出了一個合乎情理的故事（“有一天，特德對安說：讓我們……”），這是小讀者的最終勝利和獎賞。想到有朝一日我也可能達到這樣的熟練程度，我感到激動不已。這魅力一直保持下來，每當我見到一本語法書，就會立刻翻到最後一頁，去享受被禁止看的一眼，看一看辛勤學子的未來，看一看那期望中的樂土，在那兒，詞語終於用來表達它們要表達的意思了。 …

我所屬於的那類俄國家庭——現在已經滅絕了的一類——除了其他的優點之外，還有著對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舒適產品的傳統偏愛。皮爾斯牌肥皂，乾的時候像瀝青那麽黑，用濕手指拿著對著亮光，就像黃水晶一樣，是早晨洗澡時用的。英國的折疊式浴盆，在拉出它的橡膠出水口後，盆里滿是泡沬的水傾入汙水桶，因而越來越輕的時候，實在是令人感到愉快。“我們無法改進乳膏，因此我們改進了軟管。”英國的牙膏這樣說。早餐時，從倫敦進口的金黃糖漿，會一圈圈閃亮地纏繞在轉動的勺子上，足夠的糖漿從勺子上滑到俄國的黃油面包上面。各種各樣雅致醇美的東西從涅夫斯基大道的英國商店里源源不斷地來到：水果蛋糕，嗅鹽，紙牌，拼圖玩具，條紋便式上衣，白如滑石的網球。 …

在一九〇四年夏天我們和伊萬·德·彼得森姑父家，一起在亞得里亞海濱租住的別墅里（別墅的名字不是“海神”就是“太陽神”——我仍能在阿巴集亞的老照片里認出它那有雉堞的、奶白色的塔樓），我當時五歲，午飯後在自己的小床上出神，常常翻身俯臥在那里，小心翼翼地、充滿愛意地、無望地、以在藝術上極為細致的方式，用食指在枕頭上畫一直通到我們維拉宅門前的馬車道，右邊的石臺階，左邊的有雕刻圖案裝飾的長椅背，在忍冬樹叢後伸出的兩旁長著小櫟樹的小徑，在車道泛紅色的塵土中閃閃發亮的一隻新脫落的馬蹄鐵，一件值得收藏的東西（比我過去在海灘上發現的那些生銹的東西要大得多也亮得多），而這種精細的程度是很難和構成，這難以解釋的對思念中“家”（從一九〇三年九月以後就沒有再見到過）的形象的那些少得可憐的歲月協調的。對這個回憶的回憶是六十年以後的事了，但是遠沒有前者那樣非同尋常。 …

至於他短暫的一生中困擾他的其他更為古怪的折磨，他從宗教中尋求解脫——如果我對這些事情的理解是正確的話——先是某些俄國教派，最終是在羅馬天主教中。他的這種神經質應該是伴隨天才而來的，有著豐富多彩的特性的那種，但是他的情況卻並非如此，因此出現了對一個移動著的幻影的尋求。他年輕的時候，他的父親，一個老派的鄉紳（獵熊，有私家劇院，有大量糟粕中幾幅十八世紀前繪畫大師的作品），非常厭惡他，據說他控制不住的壞脾氣對兒子的生命一直是個威脅。後來我的母親對我講了她幼年時代在維拉時全家的緊張氣氛，講到在伊萬·瓦西里耶維奇的書房里發生的殘暴景象，那是一間陰暗的角房，面向一口在五棵劍桿楊下面裝有生了銹的提水機的老井。除了我，沒有別人使用那個房間。我在黑色的架子上放書和陳列板，後來又勸說母親把那里的一些家具搬到靠花園那邊，我自己的充滿陽光的小書房里，一天早晨，那張巨大的廢棄不用的黑皮面書桌搖搖晃晃地進入了那小書房，上面只有一把巨大的裁紙彎刀，以及用黃色猛獁象牙雕成的真正的東方短彎刀。…

或者他會鄭重地從美國給我帶來《狡猾的爺爺》系列叢書和《巴斯特·布朗》——一個穿一套發紅的套裝的被遺忘了的男孩：如果你仔細看的話，就能看出那顏色其實是一大堆密密的小紅點。每一個事件都是以巴斯特的屁股挨一頓大打結束，打他的是他的細蜂腰但大力氣的媽媽，她用拖鞋、頭髮刷子、不結實的傘、隨便什麽東西——甚至一個肯幫忙的警察的大頭棒——從巴斯特褲子的後臀部打出團團灰塵。由於我從來沒有被打過屁股，那些圖畫給予我的是陌生的異國酷刑的印象。比方說，在一本梅恩·里德的書的卷首插圖中所表現的，把一個雙眼凸出的可憐蟲，埋在沙漠滾燙的沙子里，直埋到下巴的做法沒有什麽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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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哥哥瓦西里在外交界服務，然而他沒有康斯坦丁叔叔那麽看重這一點。對於瓦西里·伊萬諾維奇來說，這不是一個事業，而是一個多少還能夠接受的環境。他的法國和意大利朋友無法讀出他長長的俄國姓氏，將它簡化成“盧卡”（重音在最後一個音節上），這比他的教名對他更適合。在我童年時代，盧卡舅舅似乎屬於一個由玩具、色彩鮮艷的圖畫書，和結滿了亮光光的黑色果子的櫻桃樹構成的世界：他的莊園和我們的莊園僅隔著一條彎曲的河流，他在自己莊園一角的整片果園上蓋起了玻璃房。在夏天，幾乎每天午飯的時候都可以看見他的馬車在橋上駛過，然後沿著小冷杉樹構成的樹籬快速向我們的宅子駛來。我八九歲的時候，吃完午飯後他總是把我抱在膝頭（兩個年輕的男僕在空空的餐廳里收拾桌子的時候）愛撫我，一面發出低低的哼唱聲和動聽的表示親熱的話語。僕人在場，使我為舅舅感到不好意思，當父親從陽臺上對他說“Basile，onvous…

我童年時對他的所有了解僅限於他的畫像（他的鬍子，脖子上掛著的標誌地方治安法官公職的項鏈），以及標誌他的主要嗜好的野鴨誘子和駝鹿頭之類的東西。他獵獲的两隻特別巨大的熊，前爪可怕地高擡著，直立在我們鄉村別墅的用鐵圍欄圍起來的前廳里。每年夏天，我用夠到它們極具吸引力的爪子的能力來測量自己的身高——先是靠下面的前肢的爪子，然後是上面的。一旦你的手指（習慣了觸摸活狗或玩具動物）陷進它們棕色的粗糙的毛里，就會發現它們的肚子原來硬得令人失望。時不時地它們還被搬到花園的一角，徹底地拍打晾曬一番，而從園子方向走過來的可憐的女士，在看到兩個野獸在搖曳的樹蔭下等著她的時候，就會發出一聲驚叫。我父親對打獵根本不感興趣，在這方面和他的兄弟謝爾蓋很不一樣，謝爾蓋是個狂熱的愛好運動的人，從一九〇八年開始就做了沙皇陛下的獵狐犬掌管人。 …

卡爾·海因里希·格勞恩年輕的時候有著出色的男高音歌喉，一個晚上，他必須演唱布倫瑞克的附屬教堂唱詩班指揮舒爾曼所寫的歌劇，但他對其中一些曲調極為厭惡，於是就用自己創作的曲調來代替。在這里，我感覺到了令人高興的血緣關係的震撼；然而我更喜歡另外兩個先輩，一個是已經提到過的那個年輕的探險家，還有就是那位偉大的病理學家，我母親的外祖父尼古拉·伊拉里奧諾維奇·科茲洛夫（一八一四——一八八九），他是俄國皇家醫學院的第一任院長，諸如下列論文的作者：《論疾病觀念的發展》、《論精神病患者頸孔的封閉》等。在這兒，我不如也順便提一下自己的科學論文，特別是我最中意的作品，分别刊于《心理》，第五十二卷，一九四五年第1-2及3-4期；還有《比較動物學博物館學報》，哈佛學院，一九四九年。在那年以後，我感到體力上不再可能把科學研究和講課、純文學寫作及（因為她即將誕生——一場痛苦的分娩，一個難對付的嬰兒）結合起來了。 …

不過，我發現甚至連我的父親，一個對十二月黨人了解得這麽多、對他們的同情比他的親戚們要多得多的人，當我們一起在那附近散步和騎自行車的時候，就我記憶所及，竟然一次都沒有提到過孔德拉季·賴利耶夫，這仍然使我感到很奇怪。我的堂兄弟讓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詩人的兒子賴利耶夫將軍和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以及我的祖父D·N·納博科夫是密友。 

從巴托沃出發，有深深的車轍印的古道（我們跟著普希金一起走過，現在重走一遍）往東兩英里是羅日傑斯特維諾。就在那座主橋之前，你可以往北拐向一片開闊地，通向我們的維拉和它在路的兩側的兩個園林，或者繼續向東，走下一座陡峭的小山，經過一片長滿了紫莓和總狀花的老墓地，過橋向我舅舅家超然屹立在小山上的、有白柱子的宅子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