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詩學醞釀於20世紀70年代，21世紀以來發展日益迅猛。彼得·斯托克維爾在《認知詩學導論》中說：隨著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和文學批評等認知研究的迅猛發展，認知詩學也獲得了新的理論動力，「正在走向快樂自信的黎明」。在中國，文學的認知研究最初隨著認知語言學的興起而引起學界關注，近年來也引發了許多文學研究者的興趣。

堅守比較立場 依托認知理論…

總結 relation 這一概念，李老師提到，當今批判理論強調哲學認識論與身份政治的二元性，但 Glissant 的行文方式、思考軌跡之下，identity 更是 “equal”and“open”的實踐場域，二元化的區分應朝向縮⼩差距、逐漸合一的方式，增進本體與本體之間共在的機會，這是 Glissant 面對他身上被迫烙下的身份政治的思索痕跡。



李老師與我們分享的第三個概念為「不透明性」，這一概念對日後新物質主義產生影響，亦是 Glissant 的重要貢獻。Glissant 以兩種面向詮釋不透明性，（一）、以森林景觀的視角，是具有非穿透性、有質量、且對人類生活造成影響；（二）、對黑人來說，不透明性是透過白人視角來看黑人的結果，另一方面，黑人意識到自身生存困境的無法表達，也是不透明性的深層解釋。從地理到人類個體，足見 Glissant…

而維特根斯坦則傾向於提供一種新知識，以期解決哲學問題。對真理的追求，對知識的渴望，維特根斯坦無比強烈，甚於莊子；但對自由和幸福的關照，莊子更是樂而忘返，不知老之將至。在對人類命運的同情和探索上，二人都飽含悲憫之情，竭力而爲，希望構建一個有意義而富含生趣的世界，這一點偉大的宗教家與哲學家都具有相似性。

因此，在對意識的探究中，從知識論而言，莊子沒有像維特根斯坦那樣提供具體的知識，這是時代之困，不能苛責莊子，即便是時下，“意識”依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謎。儘管各種主義層出不窮，行爲主義、功能主義、同一論、取消主義，或是二元論與泛心論，都未能給出“定論”。莊子在道論的視野里，爲意識留有餘地，而其空靈的體悟近佛，可爲同一論和取消主義提供更妙的思路，即意識和心靈並不需還原爲物質，或者取消，而是一種“空性”的在場。維特根斯坦所供給的新知識，爲心智哲學的興盛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燃料”。…

Glissant 延續德勒茲的根莖（rhizome）概念，以根莖作為想像方式，提供加勒比海人身份課題的思考方向。如同植物在土底下錯綜複雜的連結、在空氣中透過花粉與果實等隨機的媒介傳播，各種交雜的可能性都同時存在，Glissant以此談論祖先們的遷移，並非猶太人的離散（diaspora），亦非以種族為本的國族主義。



藉由“errantry”，肯認（歷史上）錯誤必然存在，但並不因錯誤而逃避存在的事實，這是 Glissant 談論加勒比海集體歷史的方式，亦藉此活化了德勒茲的根莖概念。



第三個討論方向為 “French”，Glissant 將世界語言分為三種：（一）、不涵納殖民性的語言，例如中文、印地語；（二）、部分歐洲國家的語言，強調大陸性思考且未曾與世界上的他者進行複雜的歷史交融，例：德語；（三）、充滿殖民歷史，…

講題：物質、關係與詩學

主講人：李紀舍（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兼與談人：涂銘宏（淡江大學英文學系副教授）

側記：阮芳郁(台大台文所碩⼠班生)

閱讀文本： Édouard Glissant. "Paths," "Theories," and "Poetics," Poetics of Relation. (pp. 89-210)

時間：2022年 5 月 21 日…

於是，晚期維特根斯坦花費大量的精力研究”確定性”難題：我們是在什麼意義上談論”確定性”的？他通過思考和回應”摩爾命題”及”摩爾証明”，探索出整體主義的思路——世間事物的確定性是由整個體系決定的，通過對整體的綜觀，便可確定某個對象。(參見劉暢)而確定性本身並非一成不變，他用”河床之喻”來闡釋這種間於獨斷論和相對主義之間的相似論。他把生活世界比爲河流，而將“世界圖景”(軸心命題、常識、集體經驗和基本信念)比爲通道或河床。在我們這晝夜不捨的生活之流中，那些相對牢固的信念(即基礎信念)則在信念的河流中，扮演着河床的角色，而那些相對不太牢靠的信念，就相當於信念之流中不斷被衝刷變換的泥沙。正是河床使得河流得以可能，但河床身處激流，也在流變之中。…

莊子筆下的“道”，乃一切的宗師，宇宙的本原，世間的最高主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莊子》，第102頁)不論在邏輯上，還是在時間上，“道”都具有優先性。宗於大道，方可擺脫已有價值觀的羈絆，“韲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同上，第117頁)。超拔之後，既無人爲設定的禮制集權，更無機心與技巧，而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樣態。如是而行，則近道，可得逍遙。

與莊子的玄妙論述相比，維特根斯坦的論證，不僅明晰，而且更爲具體，也更充分。後期維特根斯坦，將每一個詞都置於相應的語言遊戲之中，根據具體的用法進行探討，表明語言的“意義即用法…

二、道、言與世界圖景：意識確定性的根據

對於惠子的狡辯，莊子並沒有妥協，而是提供了另一種的思路：“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第279-280頁)這一簡短的回答包含着豐富的內容。他反問惠子，提這樣的問題，就説明他知道莊子的“心思”了，就已經表明“他心知”是可能的，不過是惠子還想得知莊子是怎樣知道魚之樂的？莊子坦言，在濠水的橋上就知道了，這是一個無須証明的回答。…

此喻隱藏着最古老的哲學之問——自我和意識的確定性問題。誰會懷疑自己的存在性問題？“我”是真實的存在嗎？會不會存於他者的夢中，卻自以爲存在呢？我的“意識”是真實的或者是“我”的嗎？莊子拋出驚人之語，並非故作高深，而是進入最深層的哲學探索——追問終極”自我”與道的存在問題。他所提供的方案是：放下我執，“吾喪我”——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秉持“齋心”，消除分別與差異，才能“齊物”——“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以清淨無染無別之心，觀照一切，方可“道通爲一”。(參見同上，第16-26頁)那個最爲本原的自我才會呈現出來。這一自我，莊子稱之爲真宰，與道相通相融，二而一也。確定自我之後，便能深入探索意識難題。…

內容提要：面對神秘的意識難題，歷來回應者頗多，而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先哲莊子就開啟了意識的探究之旅。他以妙喻“蝴蝶夢”闡釋意識之謎，旨在批判禮制文化，確立自然主義道論。而20世紀的語言哲學家維特根斯坦，也曾致力於這類問題。他設想“甲蟲盒”的比喻，含攝語言、思維和對象於一體，以整體性的世界圖景確立意識的可知性。雖然二人相隔千年，相距遙遠，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有着驚人的相似性，並對這一難題的解決提供了獨特而有益的思路。…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進一步闡發了資本對自身詩意的扼殺。與未來主義的詩歌主張不同，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所理解的抒情詩歌，理應是帶有反抗性的，是人們對於現實生活之外的另一個世界的幻想，是對大工業時代被物化世界的拒絶。在他看來，作爲工業産品的“物”與“詩意”是絶無關聯的，而被阿多諾所鄙棄的文化工業産品，也不過是政治意識形態操控下的娛樂工具而已，是毫無詩意可言的。

然而，在阿多諾去世後的後工業時代，商品的生産與消費的形式卻出現了新的變化，所謂“資本主義的末日”並未如約而至，而在阿多諾眼中毫無詩意可言的大衆消費品，也逐漸被灌注了新的詩意，出現了新形式的“形而上學顯現”。在旅遊産業中，特産的種種“再地方化”的現象，微妙地體現了這種詩意的重建。…

３“新特産”的生産

現代工業文明在將“地方傳統”裹挾進商品製造的過程中，同時也在生産工業時代所特有的地方性産品，即“新特産”。“新特産”並不以地方傳統文化爲招徠顧客的標誌，相反，“新特産”所努力突出的是其“新”“先進”或“高檔”等特點，從而使産地或銷售地成爲體現商品價值的標誌如手表的“上海牌”，或者成爲旅遊者的朝聖之地如“馬桶蓋”的日本。…

在中國當下，新文學也時常參與地方傳統的再生産，例如，馮驥才的“津門小説”對天津小吃的故事化，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對山東高密特産①所發揮的廣告效應，等等。

二是地方傳統的全國乃至全球擴張。從“去地方化”的視角來看，那些連鎖店式經營的土産銷售店或地方餐飲店，無疑都是全球化的共謀者。

因而當蘭州拉面、沙縣小吃或武漢鴨脖子、杭州小籠包遍佈全國各個城市的大街小巷時，地方文化那種天然的保守性似乎遭到了侵犯。一些自命會吃的食客也時常認爲，這些泛濫於異地的小店所出售的地方風味是“不正宗的”。…

二特産的“再地方化”

在鮑德里亞所述的消費社會中，商品的使用價值在生産與銷售過程中讓位於商品的符號價值，消費行爲成爲對像徵性符號意義的消費。這一現象更爲普遍地發生於特産。在鮑德裡亞所述的消費社會中，商品的使用價值在生産與銷售過程中讓位於商品的符號消費行爲之中。“特産”這一名稱意味着它與全球化或全國範圍的普遍性生産截然相反，它必然將地方性作爲其最大賣點，從而對抗生産的複製與增殖。因此，當旅遊活動中的居住與交通等要素不再對差異性做硬性要求之時，特産卻仍然延續了地方性的特點，甚至必須通過這一點進一步強化其吸引力，從而再創造出商品的無儘魅力。…

在這一背景下，原本作爲旅遊活動中最富個性的行爲———特産的購買與使用，也開始被編入統一消費的秩序。特産的地方特性，開始部分地失效。一方面，由於工業生産規模的膨脹，生産效率的飛速增長，使得特産被批量生産，所謂“某時某地特有”的稀有感被削弱，例如，早已成爲全中國人日常消費品的山西老陳醋、涪陵榨菜、雲南白藥等；另一方面，交通與物流技術的發達，以及連鎖店式銷售模式的流行，都削減了特産的地方感和獲得特産的驚喜感，例如，許多城市居民的家門口都有東北特産店或四川特産店，而在某些大型機場，也設有專門的特産快遞窗口，幫助旅遊者將所購特産送到家；此外，現代信息技術的發達，化解了異域事物給人的疏離感，當一名宅居者拿起手機或平闆電腦，指尖輕點屏幕後，世界各地的特産都能以影像重現的方式揭開神秘的面紗。…

一消費時代的旅行與特産的“去地方化”

隨着全球化時代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全面滲透和旅遊産業技術的進步，旅行逐漸失去其尋求差異化風景和異域文化體驗的內涵：首先，媒介技術的進步，使得旅遊者可以通過互聯網對旅程進行精密設計，包括出行的時間、到達的地點，甚至憑藉手機網絡地圖能設定在某個城市街角發現美食；其次，交通技術的發展，不斷生産出機場和車站、機艙和車廂等全球性“超空間”…

摘要：在大衆消費時代，隨着全球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全面滲透和旅遊産業技術的進步，旅行活動日趨標準化。因此，旅行活動中的重要環節———購買特産，也被納入“去地方化”的潮流中，使得特産逐漸成爲“無地方性”的普通商品。然而，由於旅遊産業在提供共性的同時，又必須努力生産出差異性，這決定了那些被“去地方化”的特産，又需要被“再地方化”。特産的“再地方化”，是通過地方性的再生産、地方傳統的發明和“新特産”的生産等形式實現的。通過“再地方化”，特産獲得了詩意的重建，使作爲消費品的特産呈現“反消費”的特徵，從而延續着消費主義的邏輯。

自古以來，特産…

如果説“文學生活”在中國的某些角落里可被視爲邊緣群落文化突圍的重要憑藉，那麼，在新文學接受相對便利的文化地帶，“文學生活”已然成爲人們日常世界里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日常性與普遍性在《中國的一日》中同樣得到具體的體現。



徵文作者中不乏某些身居一定社會位置的社會才俊，像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主任兼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以自己的日記向茅盾等人投稿，文中引人入勝的不是那些繁忙不堪的公務活動，而是這位留法歸國的官員一日生活中時時透露的詩意情懷：午間片刻小憩時在考試院明誌樓前目睹芍藥盛開、色香兼勝，忍不住駐足留連，一時間詩性盈懷，興會無限。…

徵文作者身居不同群落或階層，地緣上也遠近各異，其文化態度、文學趣味、現實處境以及精神立場均有不同，無論在哪一個“空間”意義上(地理、文化、階層等)，那些向來缺乏冩作經歷的人終於發聲，冩下的均是自己的關切，完成的也是自己的表達。



“一日中國”雖然近乎“同題作文”，但“空間”差異帶來的文本語義的多元性沒有被稀釋、整合或壓抑。例如，新文學中不乏有關新女性的敘事，但受制於女性解放的慣常題旨，這些女性形象往往相似性大於個別性。《中國的一日》中也不乏相關的女性塑造，雖然形象的文學性不如新文學作家筆力所緻，但很少見到千人一面的弊病。



這種女性敘事的豐富語義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源於空間意義上的分殊與差異，其中既只見出地緣性也只看到階層空間所釋放出的不同的文化態度。有兩位分別來自浙江與河南的年輕作者，前者投身於新式教育，後者在鄉村培育苗圃。他們各自敘冩了自己妻子或女友的日常苦惱。…

空間差異與地方敘事的多義性

《中國的一日》既是原本的文學受衆反過來作爲冩作者參與“共同體敘事”的鮮活材料，也是直接考察新文化、新文學在不同空間下所表現出的差異性、在地性以及歷史的豐富細部的典型樣本。無論是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共同體動員，還是社群階級意義上的集體認同，抑或是文化思想意義上的新舊歸屬，轉型中的歷史演化不僅是時間意義上的前後之變，也表徵爲共時態中的紛繁的空間線索。



人們習見的宏大敘事的粗線條講述既是因爲受制於某些歷史觀念，也可只是由於忽略了不同空間下的差異性。《中國的一日》面向全國徵文，正是通過“一日”的放大和空前的地方性元素的凸顯，在某種意義上天然地打破了文學史的機械的時間敘述模式，從而提供了基於不同地域與文化空間下的新的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