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觸診腰部嫩肉，宣稱腫瘤沒有長大，只是疝氣。疝氣？什麽東西上的疝氣？我認為你得這種病是移動鋼琴或搬動保險櫃造成的。我抗議說我是坐著工作的知識分子，常常躺著看書。搬動沈重的東西不是描述我工作的詞匯。不，醫生耐心地對病人解釋，得了疝氣並不需要承受心理創傷，它可能就發生了。他補充說這很容易治療。這是外科醫生的名字。

 外科醫生？現在開始求助專業名稱。接著是中央情報局審訊員、國稅局審計員、行刑者。

 雖然我堅決拒絕接受醫療信息，但我回家後還是在谷歌上搜索疝氣。感到厭惡之後，我很快不再搜索了。…

吳萬偉 譯

我會死掉。我-個人-會-死掉。好吧，我一直知道這一點，但它很遙遠，遙遠得我們同樣焦慮地承認太陽某一天太陽會消亡。但是現在結果出來了，我突然意識到，我其實真的可能死掉，而且隨時都有可能。…

三

費孝通懷舊，不單是懷念幾十年前社會科學的學術水準。對此張冠生也有陳述——

費孝通看到了自己和前輩的差距，似也覺察到兩代人之間的差距。不僅有“為學精神”方面的差距，恐怕也有做人方面的差距。在費孝通憶師念友的文章和談話中，聽話聽音，可以聽出他對當年與良師益友的交往中所懷有的溫情眷戀，也可以聽出他對當年學風與世風的失望和對未來時世的隱憂。

在懷念費達生和鄭辟疆的篇章裏，費孝通說：“我一想到他們，心中總有一種自疚之情。我們應當一代比一代強，而事實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當前的知識分子中找到一個像上一代的鄭先生這樣的人，有那樣憂國憂民，見義勇為，舍己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舉目四顧，覺得不那麼容易。”…

新時代挾雷霆萬鈞之力，徒有一支弱管的知識分子算的了什麼？而且，新時代確實有新氣象，令人折服。雙重作用之下，新時代成功地實現了它全部的戰略目的。知識分子情願不情願地，都向新時代交出了自我，以換取新時代的入門券。這對知識分子是致命的——既然政治權力全智全能，盡善盡美；任何形式的不服從，就不僅是不法，而且是不義；當事者就不僅要身敗，更要名裂。知識分子如何能不恐懼？他們從此喪失了道德上的自信力，喪失了道德勇氣，只好惟命是從——這不僅是出於世俗生存的需要，也是出於精神生存的需要，也是為了安妥自己的靈魂。

如此心態，還談什麼政治批判、社會批判！還談什麼替天行道，為民請命！…

一

張冠生著《費孝通傳》，有一節題作“逝者如斯”，寫費氏晚年如何懷舊，很值得一讀。

費氏學生時代即以一本《江村經濟》名震中外，前輩學者如Malinnowski、吳文藻、潘光旦等，莫不嘆為奇才，以為費氏前途未可限量，於是刻意栽培，期為中國社會學繼往開來，頂天立地的巨擎。那麼，費氏是否如前輩學者所願呢？對此問題，費氏自己有過回答。在《我的第二次學術生命》一文中，他認為自己對社會的回報只能說“單薄和輕微”——“一代學人已經紛紛萎逝，我作為緊接這一代的後輩，深自愧疚，不僅沒有能發揚光大前輩的為學精神，甚至難以為繼，甘自菲薄。”費氏在這裏說的是事實，而非自謙。費氏學術上的最高成就，如《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無一不出自青年時代。中年以後，即1949年以後，雖然也有不少文字，其中或不乏佳作，但能與青年時代的那些煌煌巨著相比的作品，卻是再也拿不出一部了。…

吳萬偉 譯

我們似乎需要死者鬧鬼：為什麽？

 似乎沒有什麽鴻溝比生死之間的鴻溝更大的了。仍然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我們知道這一點，我們將不久前還與我們一樣的死者的屍體交給最初的生命源頭---土或火---塵歸塵，土歸土，或拜火教信徒高塔中的空氣，偶爾還會交給水。我們不會隨便把屍體拋到墻外面讓狗吃了，無論我們是否相信靈魂的存在或是否相信死後有來世。我們采用嚴格的禮儀精心關照屍體：喪葬和哀悼。我們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人類一直這樣；它代表了我們從自然狀態進入文化狀態。我們永遠與死者同在。否則，就意味著把死者驅逐出生者群體，將其從歷史上抹去。…

觀點是敘述者對故事的揭露程度，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解譯：

《刺頭》：我相信，你正確地談到了對未來的這種極端不信任，這反過來產生了過去沒有的對歷史的覆古烏托邦夢想。但是，為什麼未來不再成為人們的希望之所和我們想象和設想的理想空間呢？你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你注意到“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了解到不再相信不平等的、動蕩不定的、難以預測的、極端令人失望的未來。”但是，歐洲歷史上密密麻麻布滿了令人恐怖的各種歷史事件，它們未必造成人們對未來喪失信心。比如，三十年戰爭之後是啟蒙運動的第一波，這是基於未來的充滿樂觀期待的文化時代。甚至在世界大戰和大屠殺的災難之後，在戰後階段直到1970年代都是以樂觀主義為標志，即相信情況會越來越好，“你從來想不到有這麼好”，接著當然是重大社會和政治實驗的六十年代。

所以，在當今社會生活，究竟是什麼讓未來變成了讓人不再相信甚至感到恐懼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