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票所附的時刻表上的指示是：11日十八時十五分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12日十一時十五分到達巴黎，十五時五十五分離開巴黎，13日八時五十分到達北京。按此計算，從布城到北京，算上在巴黎停留的四個多小時，共需三十六個多小時。事實上，應該從中扣除十一小時的時差，實際時間是二十五個多小時。 

對於我來說，2月12日這一天只有十三個小時。相反，從北京飛聖地亞哥時，其中一天長達三十五個小時。這是飛機飛行方向與地球自轉方向相反或相同而造成的結果。 …

早晨七時，我、唐、葛三人離開住所去機場，踏上了歸國的旅程。其餘三人和兩個記者將乘別的班次，先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巴黎旅遊若干天。這是極地辦的一個安排，但我們三人歸心似箭，不想參與了。 

在機場辦理行李托運手續時，遇到了麻煩。按照計劃，我們往返都應該搭乘法國的航班，可以享受免費托運六十公斤行李的優待。可是，又得感謝駐聖地亞哥的那位留守先生，他不知出於什麽想法，把聖地亞哥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這一段買了智利國內航班的機票，只能托運二十公斤行李，多出的部分必須補繳費用。與機場交涉無效，我們三人只好補繳180美圓。 …

在聖地亞哥逗留一天，主要的節目是去聶魯達的故居參觀。 



上大學時，聶魯達是我喜愛的詩人之一。那是六十年代，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只有那些左翼詩人的作品才能在中國翻譯和出版，我是通過聶魯達、洛爾加、希克梅特這些人的作品才獲得了一點國外現代詩歌的概念。我喜歡聶魯達的自由的、有力量的表達，喜歡他的熱情和正義感。這種早年的心靈經歷使我至今對這位智利詩人仍懷有一份親切的感情，因此，我感到自己似乎是要去拜訪一個老朋友。 

從聖地亞哥開車，往北兩個半小時的路程，到達一個名叫黑島的地方。故居坐落在海邊，石頭基座上一組精致的木屋，離木屋咫尺之遙，太平洋的波濤拍打著黑色的礁石和蒼翠的松柏。海灘上有一堆天然的巖石，頂端的那一塊雕成了聶魯達的頭像。我想起了他的詩句：“他化做了一塊巖石，活在自己的祖國。”…

天上掉下一個機會，使我得以在南極洲的喬治王島上住了兩個月。除我之外，同行的還有若干名人文學者、記者和編輯。回想出發之前，我的心情是興奮中帶著些許憂懼，因為在一般人——我也屬於一般人——的觀念中，南極畢竟是那樣一個既神秘又可怕的地方，神秘得好像不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可怕得好像此去就踏上了不歸路。朋友們也是個個替我擔著心，與我話別時臉上都掛著仿佛生死訣別的悲劇表情。在他們的想像中，我即使能夠活著回來，也一定是不成人樣了。所以，看見我好端端地歸來了，他們都仿佛覺得意外，紛紛驚訝地問：“你怎麽比去之前更健康了？”而我就總是輕鬆地回答：“可不，我在南極療養了兩個月嘛。” 

在南極療養——我這麽說基本上沒有誇張。試想一想，一個療養勝地的標準是什麽？無非是一，空氣潔凈，風景美麗，二，食宿無憂，生活簡單而有規律，三，環境和心境都安靜，遠離日常事務的攪擾。我在喬治王島上的生活是符合這些標準的。…

今天晚上，在中央電視臺做“實話實說”節目，除了六個人文學者外，還邀請了劉小漢做佳賓。這可以算是我們從南極歸來後的一次集體亮相。

節目的一頭一尾，由一個小學生朗誦我的散文選段。中間則由主持人崔永元向我們逐一提問，這些用不經意的口氣提出的問題當然是預先策劃好的。為了活躍氣氛，還召了一群小學生坐在觀眾席上，讓他們提些近於插科打諢的問題。 …

耶穌反對復仇，提倡博愛。針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舊訓，他主張：“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讓他打吧。”針對“愛朋友，恨仇敵”的舊訓，他主張：“要愛你們的仇敵。”他的這類言論最招有男子氣概或斗爭精神的思想家反感，被斥為奴隸哲學。我也一直持相似看法，而現在，我覺得有必要來認真地考查一下他的理由——

“因為，天父使太陽照好人，也同樣照壞人；降雨給行善的，也給作惡的。假如你們只愛那些愛你們的人，上帝又何必獎賞你們呢？……你們要完全，正像你們的天父是完全的。” 

從這段話中，我讀出了一種真正博大的愛的精神。…

古訓說：“不可違背誓言；在主面前所發的誓必須履行。”耶穌針對此卻說：“你們根本不可以發誓。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再多說便是出於那邪惡者。” 

只聽真話，除此之外的多一句也不聽，包括誓言，——這才是我心目中的上帝， 

同樣，一個人面對他的上帝的時候，他也只需要說出真話。超出於此，他就不是在對上帝說話，而是在對別的什麽說話，例如對權力、輿論或市場。

有真信仰的人滿足於說出真話，喜歡發誓的人往往並無真信仰。 …

一個葡萄園主雇工人整理葡萄園，說好每人一天的工資是一塊銀幣。這一天，他先後雇了五批工人，有清晨就雇來的，也有傍晚才雇來的。結算工資的時候，他給每個人都是一塊銀幣。清晨來的工人因此而提出了抗議。他的回答是：“我並沒有佔你便宜。你不是同意每天一塊銀幣的工資的嗎？我也給最後來的這麽多，難道我無權使用自己的錢嗎？為了我待人慷慨，你就嫉妒嗎？”

耶穌用這個故事說明，在天國里，不論信教早晚，上帝都是一視同仁的。對於那些因為早來而嫉妒晚來者的人，他毫不掩飾蔑視之意，斷然宣布：“那些居後的，將要在先；那些在先的，將要居後。”

的確，在精神領域里，包括宗教信仰、思想探索、藝術創造等等，資格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倘若有人因為資格老而嫉妒後來者的成就，那麽，他越是嫉妒，就越是表明他在精神上的低下，他的地位就越要居後。

對於新的真理的發現者，新的信仰的建立者，輿論是最不肯寬容的。如果你只是獨善其身，自行其是，它就嘲笑你的智力，把你說成一個頭腦不正常的瘋子或呆子，一個行為乖僻的怪人。如果你試圖兼善天下，普渡眾生，它就要誹謗你的品德，把你說成一個心術不正、妖言惑眾的妖人、惡人、罪人了。 

耶穌對此深有體會，他憤怒地對群眾說：“約翰來了，不吃不喝，你們說他是瘋子；我來了，也吃也喝，你們卻說我是酒肉之徒，是稅棍和壞人的朋友！” 

無論是否吃喝，輿論都饒不了你。問題當然不在是否吃喝。輿論很清楚它的敵人是思想，但它從來不正面與思想交鋒，它總是把對手抓到自己的庸俗法庭上，用自己的庸俗法律將其定罪。

耶穌說：不可為自己積聚財寶在地上，要為自己積聚財寶在天上，因為前者會蟲蛀、生銹、遭竊，後者不會。 

也就是說，物質的財寶不可靠，精神的財寶可靠，應該為自己積聚可靠的財寶。 

那麼，何時能夠享用天上的財寶呢？是否如通常所宣傳的，生前積德，死後到天堂享用？ 

耶穌又說：“你的財寶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

回國以後，免不了被記者們包圍。尤其是開頭那些天，幾乎天天接到要求采訪的電話。我是能推就推，實在推辭不了，才見一下。 …

耶穌說：“沒有人能夠伺候兩個主人。你們不可能同時作上帝的仆人，又作金錢的奴隸。” 

我把這段話理解為：一個人的人生目標只能定位在一個方向上，或者追求精神上的偉大、高貴、超越，或者追逐世俗的利益，不可能同時走在兩個方向上。 

當然，在實際生活中，一個精神上優秀的人完全可能在物質上也富裕。判斷一個人是金錢的奴隸還是金錢的主人，不能看他有沒有錢，而要看他對金錢的態度。正是當一個人很有錢的時候，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來。一個窮人必須為生存而操心，金錢對他意味著活命，我們無權評判他對金錢的態度。 …

有一天，耶穌在聖殿里講道，幾個企圖找把柄陷害他的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帶來了一個女人，問他：“這個女人在行淫時被抓到。摩西法律規定，這樣的女人應該用石頭打死。你認為怎樣？”耶穌彎著身子，用指頭在地上畫字。那幾個人不停地問，他便直起身來說：“你們當中誰沒有犯過罪，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說了這話，他又彎下身在地上畫字。所有的人都溜走了，最後，只剩下了耶穌和那個女人。這時候，耶穌就站起來，問她：“婦人，他們都哪里去了？沒有人留下來定你的罪嗎？” 

女人說：“先生，沒有。” 

耶穌便說：“好，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別再犯罪。”…

泰戈爾的最後一篇詩作是在病床上口授的，一個星期後，他就去世了。這首詩的大意是——

造物主很狡猾，它編織了虛假信仰的羅網。然而，探索者卻能透過這羅網看清到達內心的路，“在用自己內涵的光洗滌干凈的心里找到了真理”。人們認為他是受騙者，其實並非如此，這個似乎輕易受騙的人“把最後的報酬帶進自己的寶庫”，這報酬就是“通往安寧的持久權利”。…

人生是一條路，每一個人從生下來就開始走在這條路上了。在年幼時，我們並不意識到這一點。當我們意識到了的時候，便不得不想一個問題：這條路通向哪里？人生之路的目標是什麽？

最明顯的事實是：這條路通向死，因為人生只是一個從生到死的過程罷了。可是，死怎麽能成為目標呢？為了使它成為目標，它必須不是死，而是一種更高的生。於是，死便被設想成由短暫的生進入永生，由易朽的肉體進入不朽，由塵世進入天國，由不完滿進入至善，由苦難進入極樂，等等。經過這樣的解釋，人生之路就有了一個宗教的和道德的目標，一個純粹精神性質的目標。…

對於心的境界，我所能夠給出的最高贊語就是：豐富的單純。我所知道的一切精神上的偉人，他們的心靈世界無不具有這個特征，其核心始終是單純的，卻又能夠包容豐富的 情感、體驗和思想。

我相信，每一個精神上的偉人在本質上都是直接面對宇宙的。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只是宇宙的兒童，這種認識深藏於他的心靈的核心之中，從根本上使他的心靈永葆兒童的單純。另一方面，他對宇宙的永恒本質充滿精神渴望，在這種渴望的支配下，他本能地受一切精神事物所吸引，使他的心靈變得越來越豐富。…

在寫了上面這一則隨想之後，我讀到泰戈爾的一段意思相似的話，不過他表達得更好。我把他的話歸納和改寫如下——

未被佔據的空間和未被佔據的時間具有最高的價值。一個富翁的富並不表現在他的堆滿貨物的倉庫和一本萬利的經營上，而是表現在他能夠買下廣大空間來布置庭院和花園，能夠給自己留下大量時間來休閑。同樣，心靈中擁有開闊的空間也是最重要的，如此才會有思想的自由。…

這次旅行，從北京出發是乘的法航，可以托運60公斤行李。誰知到了聖地亞哥，改乘智利國內航班，只準托運20公斤了。於是，只好把帶出的兩只箱子精簡掉一只，所剩的物品就很少了。到住處後，把這些物品擺開，幾乎看不見，好像住在一間空屋子里。可是，這麽多天下來了，我並沒有感到缺少了什麽。回想在北京的家里，比這大得多的屋子總是滿滿的，每一樣東西好像都是必需的，但我現在竟想不起那些必需的東西是什麽了。於是我想，許多好像必需的東西其實是可有可無的。

在北京的時候，我天天都很忙碌，手頭總有做不完的事。直到這次出發的前夕，我仍然分秒必爭地做著我認為十分緊迫的事中的一件。可是，一旦踏上旅途，再緊迫的事也只好擱下了。現在，我已經把所有似乎必須限期完成的事擱下好些天了，但並沒有發現造成了什麽後果。於是我想，許多好像必須做的事其實是可做可不做的。…

死亡不是一個思考的對象。當我們自以為在思考死亡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所做的事情不是思考，而是別的，例如期望、相信、假設、想像、類比等等。

在泰戈爾的作品中，便有許多這樣的類比。

類比之一：我們的生命是一個蛋，我們暫時寄居的這個世界是蛋的外殼。當我們被這個世界限制住的時候，就如同蛋殼里的小雞，對於蛋殼外的更自由的生存是完全沒有一個概念的。而死亡，就是我們破殼而出，進入真正自由的境界。

類比之二：我們的現世生命如同束縛在果實里的種子，死亡則是種子突破果實的束縛而成長為一棵樹。不朽並非堅持我們所熟悉的現有的生命形態，而是一個不斷超越生命特定形態的過程。…

人性的單純來自自然。有兩種人性的單純，分別與兩種自然相對應。第一種是原始的單純，與原始的物質性的自然相對應。兒童的生命剛從原始的自然中分離出來，未開化人仍生活在原始的自然之中，他們的人性都具有這種原始的單純。第二種是超越的單純，與超越的精神性的自然相對應。一切精神上的偉人，包括偉大的聖徒、哲人、詩人，皆通過信仰、沈思或體驗而與超越的自然有了一種溝通，他們的人性都具有這種超越的單純。

在兩種自然之間，在人性的兩種單純之間，隔著社會和社會關系。社會的作用一方面使人脫離了原始的自然，另一方面又會阻止人走向超越的自然。所以，大多數人往往在失去了原始的單純之後，卻不能獲得超越的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