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憂四，食品安全。糧食安全是量與質的統一。但令人擔憂的是，現在不安全食品正在時刻威脅著我們。土地汙染、水汙染、化肥農藥汙染、加工環節汙染危及食品安全，“誰能告訴我，究竟吃什麽”成了社會流行病。吃本來是一頓飯的事，現在變了一輩子的事，吃不好，一眨眼一輩子就過去了。更為可怕的是，由於政府監管不到位（2010年全國仍有72個地級區域、1305個縣級區域未設立食品監管機構）等原因，在這場危及所有人的食品安全保衛戰中，人人都在後撤，人人都做旁觀者。“禍從口入”成了這個時代人人自危的根源。尤其令人恐慌的是轉基因糧食。《參考消息》2011年6月20日報道，2006年至2011年歐盟曾115次發現來自中國的轉基因大米食品，說明中國已有轉基因水稻種植。中國農學專家佟屏亞對此痛批一些科學家是拿老百姓當實驗鼠。我們必須從人類自身繁衍生息的高度深刻認識轉基因糧食的巨大危害。中國轉基因技術需要加快研究，但轉基因食物絕不能進入主食領域。 …

十幾億人吃飽吃好是中國當前最大的民生。2011年，中國糧食生產實現“八連增”，糧食播種面積、單產和總產再創歷史新高，總產首次邁上了11000億斤臺階。但是，受糧食需求長期剛性增加、供求結構性和區域性矛盾突出等因素影響，中國糧食供求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緊平衡狀態。目前，中國人均糧食佔有量只有700多斤，而且動物和機器還要與人爭糧。這個水平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天寶年間就已達到。近年來，雖然國家把糧食生產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不少專家、學者也專門研究糧食安全問題並提出對策，但是，由於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擠出效應”，加之地方政府追求GDP缺乏種糧熱情，農民追求經濟效益要錢不要糧，因而糧食安全遠未形成社會共識，國家政策也不能很好地貫徹落實。從中國目前的現狀來看，排除國內政策和國際市場的影響，糧食生產依然存在著極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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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家預言，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農業將成為中國和美國進行國際競爭的最終競技場。人類社會的競爭，最終又回到了農業這個維持基本生存的原點，而農業的競爭歸根結底就是種業的競爭。中國的種業必須迅速上升為國家戰略、國家理念、國家意志的層面加快建設步伐。未來社會，說種業是關係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並非危言聳聽。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糧食是每個人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根基。隨著時代進步，糧食的重要性不是越來越輕，而是越是越重；涉及領域不是越來越窄，而是越來越廣。糧食生產不再只是吃飯產業，而是重要的國家戰略；當今世界流行的“三金說”（貨幣是黃金、石油是黑金、糧食是白金）已經把糧食提高到與貨幣和石油同樣重要的位置。 …

2009年美國生產了4.16億噸谷物，其中1.19億噸用於乙醇燃料生產，這些谷物足以供3.5億人生活一年。2010年，美國用於生產乙醇燃料的玉米增長到1.4億噸。美國對中國的農產品戰略佈局已進入到中國最核心的糧倉部位，美國農業部已分別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沈陽設立五個農業貿易處，並還將繼續擴大。這是從國家層面加強佔領中國農產品市場的兵力佈局。孟山都、杜邦等一些經營農產品的跨國公司也在密切配合，加緊步伐攻城略地，搶佔中國農產品市場。中國三大肉產品加工集團，雨潤、雙匯已被高盛全部買下，寶迪正在談判，並且他們還步步為營，大量收購豬、雞等大型養殖場。…

農業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相互交織的產業，這也是它區別於其他產業的本質特征。二、三產業對環境破壞顯而易見，只有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才具有對被破壞的環境予以修復和對尚未破壞的環境予以保育的獨特功能。農業生產是人類利用自然規律滿足自身需要的活動，對農業生產的合理利用絲毫無損於農業的生態保育功能，農業生態系統與整個環境存在著天然的協同作用。這種利用與保護相結合的體系，是一種新的生態平衡，它最有生命力，對人類生存和自然發展相互有利。…

經過艱苦努力，中國糧食連續八年增產，長時期的衣食無憂使社會漸漸淡化、甚至丟失了“糧心”，一個輕視、漠視、忽視糧食生產的心態正在蔓延。人們不知道，中國只有18億畝耕地，每年需要進口相當於七億畝土地產出的農產品才能滿足現實需求。中國的糧食產量“八連增”，中國糧食進口也是“八連增”。 

農業是最原始、最傳統的基礎產業，農業文明是人類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文明。在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強力擠壓農業文明的現實中，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糧食生產是人類生與死的根本問題、是社會治與亂的重大問題；全社會應重振與強化“糧心”，大力促進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同時、同步、同樣發展！ …

“地利”就是加強耕地保護，提高耕地質量，保障糧食生產的土地需求。一是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確保全國耕地保有量不低於18億畝。堅持省級耕地保護目標責任制度，執行耕地保護分解任務，把基本農田落實到地塊和農戶，保證面積不減少、用途不改變、質量有提高。嚴格執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健全國家土地督察機制，堅決查處土地違規違法行為。二是改革征地制度，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劃定基本農田，加強土地利用年度計劃管理，嚴格控制非農建設用地規模；執行耕地佔補平衡制度，加強對補充耕地質量等級的評定和審核；改變財政收入中央和地方權責不對等狀況，杜絕土地財政；建立城鄉統一的用地市場，大幅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三是改善耕地質量。…

二、創新農業人才的開發與利用機制

當前農業發展對農村人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只有加大專用性人力資本的開發力度，創新人才的使用方式，完善人才激勵機制和人才信息服務體系，改善農村人才的流動模式，以破除農村人才發展的現實障礙，農業的“兩型”發展才是現實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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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農業發展的第一要素，農民是農業發展的第一主體。眾所周知，由於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人才向城市的流動幾乎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在農村的發展當中，除了制度的合理性、資源的高效利用和配置之外，首要環節就是創新農村人才開發制度，培育真正符合兩型農業發展需要的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不斷地增強農民的自我發展的能力，從而改變農業的“弱質性”，農業的轉型發展才能有希望。 

一、完善職業農民的培育與扶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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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恢復專業性大學，培養專業人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僅需要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更需要又精又專的專業性人才。當前，中國創建綜合性大學存在種種誤區，偏離了辦學的根本宗旨，“為綜合化而綜合化”，培養出來的人才不能完全符合市場化與現代化的需求。應避免和阻止出現綜合性大學“多”且“濫”的現象，嚴把“入關口”，鼓勵各類專業性大學保持和發揚原有辦學優勢和特色，不盲目貪大求全，不一味向綜合性方向發展，而是以合理利用資源、提高辦學質量和效益為目標，在充分發展專業學科的前提下，促進學科交叉融合，形成協調發展的學科結構，培養出一批符合社會需要、素質高、專業精的人才，既提高學生的就業率，又為社會輸送有用之才。同時，大學應改變生源的“城市偏好”，為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村高智商人才大開方便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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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80代末開始，農民開始進城務工，促進了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長；隨後各級政府極力主導和盲目推動，進而形成蔚為壯觀的“民工潮”。長期處於生活最底層的農民，受強大輿論的裹挾和行政力量的推動，便失去生活的理性判斷，不論能力高下、條件如何，紛紛跳出“農門”，以逃離農村進入城鎮為榮，即使在城鎮幹著最苦最髒最累收入最低的活，也不願意在家從事農業生產，認為“丟不起這個臉”，有一技之長、素質較高的農民更是在城鎮“樂不思蜀”。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依據中國的國情，如何運用政策的調控手段和媒體的導向，引導農民找準自己的職業定位，按照均衡分佈、人盡其才的原則，“讓農民不當農民”，“讓農民兼當農民”，“讓農民當好農民”，幫助他們在職業分化中做出當農民還是當工人的理性選擇，引導他們在城鄉定位中把準當“市民”還是當“村民”的正確判斷，著力培養一批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新型職業化農民，是農村基層工作必須面對的一個緊迫而又艱巨的任務。…

三四十年前，一句“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鼓動了千百萬年輕人投身農村，這其實是一次理想主義的集體動員的結果。今天，人才往城市流動，更多的是出於市場經濟下的一種現實的、理性的選擇。農村待遇留不住人才。農村的低收入、低福利與城市的高收入、高福利形成強烈反差，每個人特別是有一技之長的人才都願意到城市獲得一份收入相對較高的工作。農村事業留不住人才。農業的投資回報率長期低於社會平均利潤，農村市場發育不成熟，服務體系不健全，發展事業的空間小、機會少，“英雄無用武之地”，人才的自身價值難以體現，成就感得不到滿足。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講，農村需要人才只是一種宏觀需求，並非現實的創業或就業機會。農村環境留不住人才。與燈紅酒綠、高樓大廈的城市相比，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落後，基礎設施、物質生活、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各方面條件遠遠比不上城市，生產生活的環境和質量相對較差。 …

印度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將職業教育提到了重要的發展地位，根據國情制定了靈活多樣的職業技術教育體制。印度在世界首屈一指的IT人才，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通過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模式培養的。在德國，無論從事哪種工作，都需要“工作資格”，這種“資格”絕大多數是靠職業教育來實現的，而且職業學校一切都是免費的，學生還有保險等福利。中國4200萬建築工人中，3200萬是農民工，其中90%沒有經過任何培訓。法國的職業教育不僅免學費，就連住宿費政府也會報銷一部分。中國要想把“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把“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政府必須承擔起職業教育應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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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實力扶搖直上，已經具備了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條件。中國經濟已經位列全球第二。然而我們的教育支出佔GDP的比例卻始終在低位徘徊，2008年這一比重是3.48%。2010年5月份公佈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到2012年達到4%。實際上，“4%”這個數字早在1993年就被寫進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並希望在上世紀末完成，直到今天這一指標仍未實現。據統計，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日本等高收入國家公共教育支出佔GDP的均值為4.8%，而哥倫比亞、約旦、秘魯等中低收入國家公共教育支出佔GDP的均值為5.6%，我們的鄰國印度2003年的教育投入就達到了GDP的5%。 …

六…

三 是基礎設施建設難。農村留下來的多是老婦幼殘等體弱勞力，無法承擔高強度的體力活，勞動力調集難，使用成本高，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工程很難有效組織和實施。全國各地雖然先後出臺了以“量力而行、群眾受益、民主決策、事前預算、上限控制”為基本原則和特征的“一事一議”制度，但由於農村籌資籌勞難度大，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形成“事難議、議難決、決難行”的現象。同時，農村現有勞動力中缺乏管理和技術人才，管理和維護措施難以落實，造成現有基礎設施損毀嚴重，更談不上發揮效益。許多地方的灌溉水渠、鄉村道路等設施，老的修好沒人管，需要新修的沒人修，嚴重制約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 …

傳統農業時代，農村經濟增長取決於土地數量以及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投入。隨著科技進步和知識經濟的崛起，農村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已經不僅僅依靠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數量增加，更重要的取決於勞動力素質的水平；生產的決定因素已經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勞動力質量的改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經歷了一個快速增長期之後，發展速度逐步減緩並與城市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人才資源的嚴重匱乏。 

農村人才匱乏帶來六難 …

引進頂尖人才。①拓寬農業人才引進渠道。創新人才引進、編制和待遇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為各類優秀人才發展農業提供綠色通道；實施與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對接，采取合作研究、學術交流、技術指導、技術入股等方式方法靈活引進頂尖人才。②實施博士掛職計劃。出臺相關選拔、任用、激勵政策，吸引國內優秀博士生、博士後到農業領域任職或掛職鍛煉，引才與引智並重，突破農業引才難的“瓶頸”。③打造人才使用平臺。結合引進的頂尖人才的專業特色和個性特點，打造適合發揮其特長的專業平臺，並給予充分的人力、物力支持，促使其早出成果、出好成果。④創新頂尖人才管理機制。完善農業頂尖人才引進儲備、管理服務、選拔使用等機制，引導頂尖人才投身“兩型”農業發展，使人才的潛在優勢逐步轉化為“兩型”農業發展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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