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臥室不是一張床，不論是在這裡，在巴黎，還是在特魯維爾。它是一扇窗子，一張桌子，習慣用的黑墨水，品牌難尋的黑墨水，還有一把椅子。以及某些習慣。無論我去哪裡，我在哪裡，習慣不變，甚至在我不寫作的地方，例如飯店客房，我的手提箱裡一直放著威士忌以應付失眠或突然的絕望。在那個時期，我有情人。沒有任何情人對我是少有的事。他們努力適應諾弗勒的孤獨。它的魅力有時使他們也寫書。我很少將我的書給情人看。女人不應將寫的書給情人看。我當時寫完一章就向他們藏起來。我真是這麼做的，我不知道當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時，有什麼別的做法或者在別處會怎麼做。在這種情況下，你也應該向情人隱瞞對丈夫的愛。我對丈夫的愛從未被取代。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這個。…

我在房屋裡才獨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內。花園裡有鳥，有貓。有一次還有一隻松鼠，一隻白鼬。我在花園裡並不孤單。但在房屋裡卻如此孤單，有時不知所措。現在我才知道在那裡待了十年。獨自一人。為了寫書，書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當時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樣。這是怎樣發生的？該怎麼說呢？我能說的只是諾弗勒堡的那種孤獨是被我創造的。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裡我才獨自一人。為了寫作。但不像此前那樣寫作。為了寫一些我尚未知的書，它們永遠不由我或任何人決定。我在那裡寫了《勞兒之劫》和《副領事》。後來還有別的書。我明白我獨自一人與寫作相伴，獨自一人，遠離一切。大概長達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計算寫作的時間或任何時間。我計算等待羅貝爾·昂泰爾姆和他妹妹瑪麗－路易絲的時間。後來我再未計算過任何東西。…

沃維爾的事件，我取名為《年輕的英國飛行員之死》。最初我講給伯努瓦·雅科聽，他當時來特魯維爾看望我。他想到拍一部片子，讓我講述這位二十歲的年輕飛行員之死。於是他拍成了。攝影師是卡羅琳·尚珀蒂埃·德·裡布，錄音師是米歇爾·維奧內。地點是我在巴黎的寓所。

片子拍完以後，我們就去到我在諾弗勒堡的別墅。我談到寫作，我試圖談論這個：寫作。於是出了第二部片子，拍攝與製片仍是原班人馬——國家視聽學會的西爾維·布呂姆和克洛德·吉薩爾。

取名為《羅馬》的這篇文字最初是一部片子：《羅馬的對話》，它是應朋友焦瓦內拉·扎諾尼之邀而攝制的，由意大利廣播電視台資助。

瑪格麗特·杜拉斯

一九九三年六月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