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根下降通道中的下降線，也有一些思想家力圖作出向上的解釋，葛蘭西在監獄裏構思文化批判，即認為向資本社會爭奪文化霸權，要比馬克思當年的政治經濟批判還要厲害，已經抵臨與資本控制的總決戰。而我以為，對立一方已經在罵聲中成長，從批判中吸取了營養，底部逐漸擡高，走出了十九世紀的百年大底，終於走上了一條逐級攀升的上行通道。這條被批判者的上行通道，與上述下降通道和下降通道中的批判理論，對位而立，是不能否定的基本事實。我們可以同情走下坡路的一方，就說從經濟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文化批判，矛盾繼續存在，只是解決矛盾的戰場一次接一次轉移而已。但是，有一個基本事實不能否認：矛盾是按照有利於對方的方式解決，戰場是按照對方限定的路徑轉移。我對葛蘭西充滿敬意，同情心也在批判者這一邊，但我總覺得他有點一廂情願。我確實欣賞對方的頑強，欣賞對方的上行通道走得漂亮，也承認自己一方的被動，實在是一浪低於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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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還可以想一下世上究竟有沒有可以決定一切的東西，管它是叫“文化”還是別的東西？從思想方法說，西化派，還是儒化派，兩種看法表面對立，但在內裏卻是共通的。他們都相信有一種世界圖式，在這種世界圖式後面，就藏著這個決定性的主宰因素，這個主宰因素制約著世界圖式的每一個重大筆劃，規範著世界圖式的最終走向。這個主宰很久以前叫“上帝”，後來叫“歷史理性”，在最接近我們的那一段行程裏突然被改名為“經濟”，由於“經濟”這一字眼過於粗俗以及它後來在某些地方遭到了臭名昭著的失敗，一部分學者嫌其不雅，於是約定俗成，又把這個決定者改名為“文化”。所以，西化也好，儒化也罷，表面吵得兇，…

       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破的，一說破，大家都覺無趣。比如說，這十幾年裏，越說越煞有其事的“文化問題”。“文化問題”在八十年代叫“文化熱”，在九十年代叫“文化批判”，幾乎呈經久不衰可大可久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