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早飯時遇見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還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問我要不要跟他們到市中心轉轉。胡安住在摩羅哥，會講一點兒阿拉伯語。他寫的是那種實驗性小說，同時熱衷於社會活動，是那種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這歐洲相當普遍的角色在美國幾乎絕了種。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報上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影響輿論趨向。他以前帶電視攝制組來過巴勒斯坦，這教授就是他當年的向導。

我們坐出租車來到拉馬拉市中心。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個偏遠小鎮沒什麽區別，貧困但朝氣蓬勃。路口豎著可口可樂和莫托瑞拉的廣告牌。露天集市擺滿新鮮的蔬菜瓜果，小販在吆喝。教授滿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嘗嘗藥材，問價搭話談天氣。胡安在報亭買了份英文的《國際先驅論壇報》。這兒居然擺滿各種美國的流行雜誌，諸如《生活》《時裝》《閣樓》《十七歲》。我納悶，到底誰是這類雜誌的買主？…

醒來，遠處公路上的汽車像劃不著的火柴，在夜的邊緣不斷擦過。鳥嘀咕，若有若無，破曉時變得響亮。白天，大概由於空曠，聲音含混而盲目，如同陽光的濁流。鄰居的風鈴，時而響起。今年夏天，我獨自留在家中，重新體驗前些年漂泊的孤獨。一個學習孤獨的人先得有雙敏銳的耳朵。

大學生們都回家了，小城空空蕩蕩。這是一年中難得的時光。酷暑只虛晃一槍就過去了。無雨。剛寫完這一行，天轉陰，下雨了。這是入夏頭一場雨。…

田田今天十三歲了。準確地算，生日應在昨天，這兒和北京有十六個小時時差。昨天晚上我做了意大利麵條，給她斟了一小杯紅酒。“真酸，”她呷了一口，突然問，“我現在已經出生了嗎？”我看看表，十三年前這會兒，她剛生下來，护士抱來讓我看，隔玻璃窗。她頭髮稀少，臉通紅，吐著泡沫。

十三歲意味深遠：青少年，看PG13的電影，獨自外出，隨時會墮入情網。讓父母最頭疼的，是第二次反抗期的開始。心理學家認為，第一次反抗期在三歲左右——行動上獨立，第二次在十四五歲左右——思想意識上獨立。

我還沒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變化已有跡可尋：她開始注意穿戴，打耳洞，塗指甲，留披肩髮，和全美國的女孩子們一起，迷上電影《泰坦尼克號》（Titanic）的男主角。她們個個會唱主題歌。為了順應潮流，避免沈船，我給她買來《泰坦尼克號》的音樂磁帶。…

十幾年前我們在北京的大雜院養過隻貓，叫黃風。它總是居高臨下，從房頂俯視我們人類卑微的生活，總是驕傲地豎著尾巴，像一根旗桿。記得那天我從辦公室用書包把它帶回家，洗完澡，它一頭鑽進衣櫃底下，最後終於探出頭來，我們不禁打了個冷戰：一個世界上最小號的鬼。黃風祖籍不可考，必是野貓無疑。它從不戀家，吃完飯掉頭就走，不餓絕不回來。我們住的說是五進院，其實早被自蓋的板房擠壓成胡同，而我家的小廚房恰好蓋在那胡同的頂頭。夏天做晚飯時，只見黃風豎著比它高數倍的尾巴大搖大擺地回來，檢閱著分列兩邊半裸著乘涼的人們，那些搖動的蒲扇讓人想起古代的儀仗隊。最終黃風和它的情人私奔了，翻越海浪般的屋脊，棄我們而去。

我的女兒田田對巴黎的狗品頭論足，都不甚滿意。最後在一家美容店門口碰見條比巴掌稍大些的哈巴狗，系著粉色蝴蝶結，讓田田看中了。那狗邊叫邊打噴嚏，憤怒得像個搖頭風扇。田田忍不住上去撫摸，竟被它咬了一口。…

我弟弟來巴黎看我，家楷托他帶來大大小小十來條精致的小魚，由琺瑯和金絲鑲嵌而成，搖頭擺尾，若不是重了點兒，放在水中多半能遊走。這是他太太開的工廠生產的。

七十年代初，我通過中學同學認識大中。他在中專教書，口才好，喜歡抽雪茄，滿肚子學問隨煙霧沈浮。他是天生的文學評論家，可惜那年頭無書可評，只好就湊合著把他精心裁剪過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理論外衣套在樣板戲《海港》和電影《春苗》身上。誰知道連這類文章也和地下文學同命運，無處發表，還得掖著藏著。…

我是臨回北京時聽說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來電話，得知他走了。記得去年夏初和力川專程去看他。他家離巴黎很遠，開車要一個來小時。那天他看起來精神不錯。我們喝茶吃蛋糕，談天說地。在午後的寧靜中，幾盆花開得熱烈。他忽然談到老年和正視死亡的問題。他說到死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都得學而習之，特別到了老年，更要認真對待。他甚至想在國內開門課，和學生討論這些問題。說到此，他臉上有一種智者的從容。得到他的死訊，讓我想起他當時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們先生們，其本意是先師的意思。在海外受過教育的華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國內的人謹慎，特別是像巴黎這樣陰性的城市。故熊先生這個稱呼是恰當的，表示一種親切的敬意，並沒生猛到言必稱大師的地步。…

芥末

鄭某，大款也，外號“芥末”。他進美國賭場登記，問他叫什麽，他搖搖頭——不懂，人家順手給他取個英文名字吉姆（Jim），他再音譯成一種頗有個性的佐料。“這名字不賴，”他跟我說，“芥末。”

我和芥末走到一起來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說我倆在生活上完全沒有共同點：他做生意，我寫字；他揮金如土，我兩袖清風；他佔山為王，我滿世界奔走。誰承想四年前，我們同時搬進這個美國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小鎮。…

師傅這稱呼，八十年代初開始流行，是“同志”與“先生小姐”之間的過度。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中，這個詞嚴重磨損，其中的輩分、年歲、技術、能力，甚至潛在的性別意識都消失了。

我在建築業幹了十一年，五年混凝土工，六年鐵匠，到了都沒當上師傅。歲數熬夠了，但技術不熟練，一直是二級工，連工資都沒長過，誰管你叫師傅？當過我師傅的可不少。事實上，除了學徒的，幾乎人人都是我師傅。

六九年三月，我到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報到，跟行李一起裝進卡車，拉往河北蔚縣的工地。我們的任務簡單明確：開山放炮，在山洞里建發電廠。…

于泳是假名。這樣免得美國移民局或中國某派出所有一天找他麻煩。其實，我根本沒見過他，對他幾乎一無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東北口音。

去年秋天，邵飛突然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我叫于泳，你可能沒聽說過我。我爹和你媽是小學同學，這樣我得到了你們的電話。”接著他零亂地講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鄉做過期貨，到外地倒過盤條，發了點兒小財。去年到加拿大談生意，未果，於是潛伏下來，從長計議，為了有一天打開海外的市場。沒想到加拿大經濟不景氣，手頭越來越緊。有人勸他，美國好掙錢。“他媽的美國，比加拿大強不到哪兒去。”他說著說著來了氣。邵飛問他現在何處。“舊金山。我的加拿大簽證過期了。邊境上不是沒什麽人管嗎？”最後他才說明意圖，希望能到我們這兒來，想想辦法，給他找份工作。“要說幹啥都行，我能將就。”邵飛要他留個電話號碼。“我沒電話，現在我在街上用的是電話卡。”看來還只能單線聯絡。…

早上八點，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館醒來，撿起從門縫塞進來的當天報紙，回到床上瀏覽著，沒有重大新聞。略過那些因冷酷而堆滿虛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發現一個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著煙，在攝影機前和女演員交談，看來他籌劃已久的《華工血淚》終於開拍了。我再看標題，心里一驚：名導演胡金銓猝逝臺北。他是昨晚六時在冠動脈硬化手術時逝世的，享年六十六歲。要說我已見過太多的死亡，但胡導演的離去還是讓我無法接受。心情惡劣，我給洛杉磯的老顧打了個電話，他也知道了。我們沒有多談，我的聲音哽咽了。…

5 

我站在牛奶餐廳（Mlynec Restaurant）的落地窗前，燈火閃爍的查爾斯橋近在咫尺。這個咖啡廳過分奢華，有一股暴發戶的味道。我在讀一本英文版的書《弗朗茲·卡夫卡與布拉格》，作者哈若德·薩弗爾那（Harald Safellner）。書的背面引了卡夫卡的朋友約翰那斯·烏茲迪爾（Johannes Urzidil）的話：「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像卡夫卡一生中那個全面而典型的布拉格。……我們知道布拉格被包含在他作品那些最小的量子之中。」 …

飛機著陸一小時了，仍不見影子，讓我捏了把汗。美國國會剛通過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電腦網絡輸進所有機場移民官員的大腦，映在臉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劉終於從自動門探出頭來。八年沒見，他明顯蒼老了，讓我想起他父親。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黃色羽絨服，領子很髒，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設計的舊金山國際機場，旅客們正由此飛向未來。…

師傅這稱呼，八十年代初開始流行，是“同志”與“先生小姐”之間的過度。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中，這個詞嚴重磨損，其中的輩分、年歲、技術、能力，甚至潛在的性別意識都消失了。

一年多前，國內的朋友來信求證一個消息：彭剛自殺了。可無人知其行蹤。只知道，他八二年來美，就讀於匹茨堡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再無下文。他自殺，我是信其有的，為此難過了好幾天。…

找名片是件頭疼的事，每次非得在我那個深藍色塑料盒里挨個翻一遍。當那些名字匆匆掠過，你會發現，刨去那些你壓根兒就不認識的大多數，你討厭的人遠多於你喜愛的人。找名片有點兒像參加個熱鬧非凡的聚會，人們在辨認、呼應、回避、勾心鬥角……當然必要的話，你可以把那些討厭的家夥撕碎，扔進垃圾箱——這絕不僅僅限於理論上。你還會發現，其中居然也包括了死者。說來這不奇怪，我們遲早都要從自己的名字後面隱退。以前每回找名片，鮑爾·博魯姆（Poul Borum）都從人群中擠出來，跟我打招呼。他的名片樸實無華，淡藍色的名字下面印著他在哥本哈根的地址電話。

自一九九○年秋天起，我在丹麥奧胡斯大學教了兩年書。奧胡斯雖說是丹麥第二大城市，可比中國的縣城大不了多少。那兒的海永遠是灰色的，正如我的心情。…

如果我憑記憶給拉瑞畫幅肖像：禿頂，肥碩的鼻子，眼鏡後面狡黠的眼睛，身材不高但結實，肚子微微鼓起。他就是我的頭一個美國房東。九三年秋我剛從歐洲搬到美國，在東密西根大學找了份差事，活不多，錢不少。負責接待我的美國教授事先給我寫信，說幫我找了住處，在他家附近，離大學也不遠，有自己的臥室和衛生間，可使用房東的客廳、起居室和廚房，租金300美元。聽起來不錯，我欣然接受了。

教授和夫人到機場來接我。先在他們家共進晚餐，佐以法國紅酒。酒足飯飽，他們開車帶我到拉瑞家。主人上夜班，要很晚才回來，這是棟普普通通的木結構房子，兩層，主人住在樓上。我的臥室緊挨著樓下的客廳，小衛生間里老式澡盆的水龍頭滴滴答答地漏水。居住條件基本上符合信上所說的，只是所有的設備都很陳舊。地毯磨穿，壁紙發黃，沙發吱吱作響。只有一臺9英寸的黑色電視，擺在廚房的食品架上。我只待三個月，沒什麽可抱怨的，於是住下。…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和彥冰開車從紐約出發，北上，經康涅狄格州、馬薩諸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進入美國最北部的緬因州。風卷積雪，打在車窗上；偶爾有幾個舊招牌向我們打招呼。從州際公路換地區公路，再上顛簸的土路，路標越來越不正規了，似乎更具有私人含義；我擔心在某一終點，會變成孩子猥褻的圖畫。一座殘破的鐵橋在車輪下唱歌。彥冰告訴我快到了。森林深處，一家農舍冒煙。敲門，沒人。門沒鎖，無留言。水壺在鐵爐上嘶嘶響，蒸汽翳暗了窗戶。在兩只蒼蠅的環繞下坐了很久，終於傳來汽車聲，主人回來了。…

飛機開始降落。我從窗口看見鹽湖及沿岸切割成一塊塊不同顏色的土地。飛機的影子在上面滑過，像對不準焦距。後艙有人合唱聖詩，而我和其余乘客各懷鬼胎，降落到摩門教的聖地——鹽湖城。

旅館面山，窗外落滿準備過冬的蟲子。我找出英文講稿，對著那些蟲子練習朗讀。猶他大學舉辦一年一度的藍納（Lanner）講座，本屆主講人是喬納森·思班斯（Jonathan Spence）。我純屬陪綁，參加討論。臨走前才收到他的演講稿，我匆匆寫了篇回應，電傳給朋友，譯成英文。剩下的，就是把它念利索。…

我剛收到寄自布拉格的明信片：“辛格（Singer）說：生命是墳墓上的舞蹈。讓我們相見。你的美國叔叔邁克（Michael）。”明信片是張帶有懷舊情調的黑白照片：一杯咖啡旁放著一朵野菊花。上面印著英文“地球書店兼咖啡館”。典型的邁克風格。大概他此刻就坐在布拉格這家英文書店，呷著咖啡，在黑白的憂郁情調中等待他絢麗的情人。…

我們乾杯。克雷頓半敞著睡袍，露出花白的胸毛。“你們這幫家夥吃喝玩樂，老子苦力的幹活，晚上還得教書!”他笑瞇瞇地說。我們相識三年多，卻好像相識了一輩子。剛到美國，就是他們兩口子到機場接我。最初的同事關係很快變成友誼，後來差不多算得親戚了。克雷頓今年六十二，長我十四歲。按輩分該算我的“美國叔叔”。後來我搬到加州，他們很難過，直到現在還對別人抱怨：“北島為了加州的陽光，拋棄了我們！”…

4

布拉格不肯走，也不讓我們走。這個媽咪有爪子。人必須得排好隊，或者，我們必須在維瑟荷德（Vysehrad）和城堡兩處點火，然後我們或許才能離去。——摘自卡夫卡給奧斯卡·波拉克（Oskar Pollak）的信

查爾斯大學創建於一三四八年，是中歐最古老的大學，一八八二年分成德國大學和捷克大學。卡夫卡於一九零一年在德國大學註冊，他學習成績平平。學法律對他來說是權宜之計，猶太人只能選擇法律和醫學這類務實的專業。 

在給友人的信裡，他描述了第一次性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