蜇刺是外加於人的指令，指令在人的身上轉化為一種強大的能量，那就是“逆轉”指令的欲望。受指令蜇刺的人一心想要指令別人，給別人紮上蜇刺，這樣才能“除去自己身上的蜇刺”。人群社會中許多提拔制度都建立在人的這種基本欲望之上。上級對下級越兇狠，下級就對更下級越兇狠，小媳婦熬成婆，自己成了惡婆婆。受害者一旦得勢，就會加倍地迫害別人。

惟有劊子手在接受指令時感覺不到心理傷害…

《群眾與權力》

埃利亞斯·卡內提著，馮文光等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3年1月

卡內提說故事，有一種哲學和格言的力量。他說故事並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用文學的形式思考那些源自古代人類，卻又仍然威脅著當代世界的種種根本問題，包括人類的貪婪、愚蠢、欲望、求生、死亡、肉體和心靈的痛苦、秩序和權威的建立和崩潰。

作家還是學者？…

維克米斯基在許多公共場合都刻意演示他的大屠殺幸存者身份,強化《片段》中的“我”與現實中的“我”不可能是兩個人的印象。在舉行《片段》朗讀會時,朗讀者總是他請來的演員。由於大多數的朗讀用的都是英譯本,而維克米斯基的母語是德語,這也許情有可原。但是,朗讀的時候,維克米斯基並不只是靜靜坐在一邊。他總是親自吹著豎笛為朗讀伴奏,以此烘托在極度痛苦中下的失語狀態。有的朗誦會甚至更具戲劇性,他故意讓貴賓席上他自己的座位空著,本人則不現身。在這種情況下,他那看不見的身影布滿了整個會場。他還會披一條猶太人用的祈禱披肩,營造一種虔誠的猶太教氣氛,使得整個活動充滿了神聖肅穆的宗教氣息。在公共行為中,這種誘騙性的暗示是虛偽不實的,是違背真實原則的。這種公共秀所構成的蓄意造假和欺騙,一旦被察覺,作者當然就會失去讀者的全部同情。…

道瑟科夫婦想把維克米斯基培養成為一名醫生。維克米斯基先是進了醫學院,但很快就轉到日內瓦音樂學院學習音樂。畢業後,接著又到維也納音樂學院深造,後來成為一位音樂演奏者和老師。1960年代,維克米斯基開始學習歷史,說是為了尋根。1979年,維克米斯基認識了在蘇黎世開業的以色列心理學家伯恩斯坦(Elitsur Bernstein),並接受他幫助“恢覆記憶”的治療。這種心理治療的可靠性和倫理性一直受到質疑,因為它太依賴於治療師的誘導,甚至常常運用催眠術或精神病藥物來幫助尋回或喚醒記憶。據維克米斯基自己說,他的《片段》就是如此恢覆記憶寫成的。這樣的治療幫助他回憶起一段段兒童創傷往事:從小失去父母,眼見父親死去,自己被遺棄,母親又死在集中營裏。《片段》中有多個母親人物,她們都不能對幼小的孩子負起母親的責任。…

——評《城與市》關於身體描寫的隱秘意義

1995年在德國出版了一本題為《片段》(《Bruchstucke》)的書。這是一部回憶錄,講述一個猶太孩子在猶太圈禁區和納粹死亡集中營的苦難經歷。書的作者是一位第一次寫作的瑞士人,名叫本傑明.維克米斯基（Benjamin Wilkomirski）。維克米斯基當時是一位豎笛演奏師和制作人,從他的敘述來看,他是大屠殺的幸存者。…

從敘事研究的角度看，對紀錄片教育現場采用敘事研究的手法，可提供臨場的真實感和一個可視的教育敘事“場域”。對紀錄片鏡頭和導演意圖進行深描，一類素材源於紀錄片影像、鏡頭、話語的分析（鏡頭、畫面、解說、對白、音樂），一類來源於導演自述（導演訪談、觀眾訪談、導演筆記），還有一類來采自文本故事（小說、詩歌、回憶錄、自傳、日記等），以及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資料，包括有代表性的影像、書籍、期刊、雜志，論文以及網絡資料等。由此，也關系到研究的空間坐標和時間跨度。

從空間坐標來看，影片可以用畫面來表現過去，也可以通過表面和空間來概括過去的時代精神。但是，像歷史小說一樣，問題在於這種潛力是否被加以利用，並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要說明這個關系，可以把以較早的歷史時期為背景的影片與較近的歷史時期為背景的影片做一番比較。…

總體來看，國內學界對於影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傳播學、藝術學和社會學的部分領域，鮮有學者在教育學中研究此項議題。縱觀已有的研究，大部分是關於紀錄片本體和歷史的探究。從學科角度來講，我們的教育研究尚未涉及紀錄片領域和問題，從影像的角度研究中國教育問題的著作和論文暫時缺席。一些已有的研究也只是在外延徘徊，沒有切入中國教育的正題和核心問題。因此，亟待在這一研究領域開拓一個全新的視角，提供一個別樣的觀看教育現場的方式。

二、教育影像記憶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