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戰爭的後期，記者開始提供那些不同的信息，表明本質上這場戰爭是越南兩派之間的內戰，兩派對美國安全利益都不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而且大概也不可能取勝。雖然隱含性地支持戰爭的報道還在繼續，但是不再具有幾乎壟斷性的地位。就像在第9章裏我將展示的，由於這種媒體報道的變化，公眾對越戰的支持被極大地削弱。而且，對大眾傳媒接觸程度與對戰爭的支持不再具有聯系，而與反映政治話語分歧的輿論的兩極化有了聯系。一般公眾中關註政治的自由派傾向於站在由精英傳統上認為自由的立場，而關註政治的保守派則走向保守的輿論領袖一邊。

所以，當精英們支持一個應該做什麽的清晰藍圖的時候，公眾也傾向於從這個視角看這些事件，9即大多數關註政治的公眾最可能采取精英的立場。當精英產生分歧的時候，公眾成員也傾向於跟從那些和他們共享一般意識形態或者黨派既有傾向的精英，這些公眾成員的分歧也就最明顯地反映了精英之間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到達公眾的信息從7不會是重要事件及其發展的全面記錄，而是經過了基於某種既定觀念的精心篩選的信息。即使不這樣，也是很難做到全面記錄的。但是即便可以做到全面記錄，公眾也很少願意對個人經歷之外的廣大世界的信息保持密切關註。新聞表達的要求是：短小、簡單和高度主題化--一個詞，即刻板架構的（stereotyped）。因此，道裏斯·格瑞伯(Doris Graber，1984)在一項關於公民如何檢測新聞的詳細抽樣研究中發現，這些公民“常常抱怨（電視）新聞過於簡單化的處理……”然而：

當特定新聞節目和報紙特寫報道提供了一個小的機會，可以對這些議題有更為廣泛的了解的時候，他們也不願意去抓住。通常而言，（民眾）並不認真地閱讀和研究報紙和新聞雜志上關於選舉和其他新聞的更為詳細的報道。大量的具體事實和統計被一致地認為是枯燥的、令人迷惑的以及過度細節化的……（p**105）…

這種方法論的立場會符合某些讀者的口味，3但也令其他人感覺不舒服。對於那些對我的方法取向表示懷疑的人，我要說兩點：第一，試圖對主要經驗上規則性的東西描繪出一個統一的理論，公共輿論領域長久以來就沒有實現，並且沒有做前提假設和簡化的許可，這種理論也是不可能的。第二，我並不諱言我做的簡單化處理，而且，我將不僅通過毫不掩飾的陳述強調它們，還要清晰表明為什麽它們要被質疑。為了避免混淆和表現得嘮叨不休，我將不會在同一個段落裏批評我的論斷，而是把大多數的自我批評放在其後面的某章。但是自我批評一定會有的。有懷疑的讀者，可以自己衡量，然後決定我的研究結果是否值這個價。…

然而，第6章僅僅處理那些意見的靜態分布，比如通常所觀察到的一次性的意見調查。從第7章到第10章，5關註點則轉向態度變化，對第6章所用的論證發展出一個動態構想。在這些章節中，可能的困難源自，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恰當數據，它們要在許多不同的議題域中進行檢驗，從一個議題到另一個議題（從種族到總統聲望到對國民經濟表現的判斷到對朝鮮戰爭的支持）。因此，本書的這一部分看上去似乎有些脫節。可是，我希望，當他們檢驗越發覆雜的關於公眾如何對強度或者“音量”（loudness）不同的競爭性傳播的觀點進行反應的時候，這些內容有一個互補性的統一理論。第9、10章是關於模型的充分檢驗：第9章分析了1964到1970年間對越南戰爭的大眾態度的演變；第10章則檢驗了在競爭性選舉中（總統、參議院、眾議院選舉以及總統初選）候選人偏好的形成。盡管這兩個案例似乎很不同，但是在每個案例中的態度形成和變化的動力機制似乎完全一樣。…

作者：

約翰.R.紮勒（John R.Zaller），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現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政治和公共輿論。主要著作有《美國人心態：公眾對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態度》、《公共輿論》、《黨作決定：改革前後的總統提名》等。等。

譯者：

陳心想：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現供職於密西西比州立大學。

方建鋒：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現為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