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了解我們正處在什麼樣的媒體生態

故事,要先從“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談起。

什麼叫“後真相年代”?根據黃永、譚嘉昇、林禮賢、孔慧思、林子傑合著的《解困新聞學—後現象年代的答案》一書(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9月,ix頁),這是一個“不理原因、不願分析、不講道理”年代。很明顯的,它有一個過去的年代所沒有的特徵:“每個人均有智能手機,每個人也可以是傳媒”。

在我們進一步詳讀黃永等人所合著的《解困新聞學》以前,先弄清楚“後真相年代”這概念,下面的載文可提供一點背景資料。



谷雨訪談·後真相”時代,公眾已不在意何為真相

在今天,真相還重要嗎?英國脫歐公投中,支持者喊出似是而非的口號(見下圖),美國大選中,川普煽動了公眾情緒。他們都贏了。英國《旁觀者》雜誌前主編、《衛報》專欄作者馬修·德安科納最近推出新書《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表達了對“後真相”時代的焦慮。

                                                                         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


2016年底,《牛津英語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選為年度詞匯,並將其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也就是說,事實已經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對此所產生的情緒。

《南方周末》在去年報道此事時指出,早在1992年,“後真相”一詞就已經現身於美國《國家》雜誌,2004年出現在《後真相時代》(The Post-truth Era)這本書的書名裏。所以嚴格來講這並不是個全新的詞匯。只不過隨著政治情勢的演變,這個詞匯由原本籍籍無名的邊緣角色,到去年年中之後成為英美政治評論的重要支柱,使用頻率瞬間一飛沖天,讓《牛津詞典》不得不重新評估它的地位。

《牛津詞典》向來在英語世界備受尊崇,英語世界又主宰著當今全球的話語權,牛津的這個年度詞匯無疑凸顯總結了2016年國際政治的現狀。

特朗普在選舉時的造勢運動。特朗普在選舉時的造勢運動。

那麽何為“後真相政治”?《牛津詞典》的博客以去年11月1日《經濟學人》雜誌的一段文字說明:“奧巴馬創建了伊斯蘭國。小布什是9·11事件的幕後主使。歡迎來到後真相政治。”英國《衛報》則稱:“在這個後真相時代,只要謊話說得毫不猶豫,就能稱王稱霸。不誠實地越明目張膽,越不在乎被抓包,就越能壯大成功。”

“只傳達事實是不夠的,後真相不會被數據的轟炸撼動。”在8月底的愛丁堡國際圖書節上,以“後真相時代”為題,英國《旁觀者》雜誌前主編、《衛報》專欄作者馬修·德安科納(Matthew d’Ancona)發表了演講。作為資深媒體人,他曾入選“英國媒體最具權力一百人”和“英國百位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之列。而他最近推出的新書,就叫做《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


《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書影。《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書影。


在書中,馬修·德安科納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後真相的理解:它代表的不是政客的謊言,而是公眾對這些言論的反應,以及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影響輿論、左右民意的能力。他表示,後真相在腐蝕世界,人們有必要對此進行反思和反擊。

針對後真相問題,在書展現場,谷雨故事對馬修·德安科納進行了專訪。以下為采訪內容。


後真相與西方危機



谷雨故事:你如何理解後真相?為什麽從2016年開始,這個詞被廣泛提起,成為英美政治評論的焦點?

馬修·德安科納:後真相不是關於謊言的,而是關於人們如何認識、看待這些謊言的方式,是人們對謊言的回應,是人們的態度。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開始不在意謊言,不擔心說謊的危害,而更多地去關心某種主張所包含的情感因素,以及這種主張對個人的價值。這就是後真相時代的特征:人們不評價某種主張是否真實,只評估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否符合自身感受。

2016年後真相之所以成為西方的重大議題,主要是因為兩個標誌性事件: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此後後真相被《牛津英語詞典》選為年度詞匯。這幾件事表明,後真相已經成為困擾人們、令人深思的問題。

關心社會發展、社會運轉方式和社會凝聚力的人,都對後真相現象表示憂慮。令人震驚的是,後真相問題不僅存在於美國和英國,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交流後,意識到後真相無處不在。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書能讓人們重視後真相,並采取行動。


谷雨故事:
後真相一直存在嗎?

馬修·德安科納:後真相的某些元素早已存在。但近期最大的變化,是人們對某些組織和機構的信任徹底崩潰了。這些組織結構包括議會、媒體和金融機構等。另一個重大的變化是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舊的政治觀點,比如‘自由’和‘民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留和傳達真相。”這樣的說法已經和目前的狀況不搭調。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表述的很多觀點,諸如“真相是相對的”、“人們不得不接受謊言”,如今也正在非專制或非極權主義的社會中應驗,人們對此感到不安。

我今年49歲,冷戰結束時我21歲。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西方一直宣稱自由民主才行得通,而現在西方正遭遇危機:2008、2009年,金融體系潰敗,令人感到不適的民粹主義在歐洲和美國蔓延。冷戰結束時,我們看到糟糕透頂的西方方式的勝利:“我們贏了,我們沖破了共產主義的封鎖。”

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討論:這是政治發展的終點嗎?當然不是。政治不斷發展,沒有什麽是確定的。西方名義上倡導的民主和言論自由制度,依然可能導致劣質的結果。這正是西方吞下的一大枚苦澀的藥丸。目前我們需要超越西方,向其他國家比如中國、日本和印度學習如何處理這類問題。

                                                                     (美國大選時特朗普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

他的當選就是後真相的一部分



谷雨故事:你在書中指出,後真相不同於謊言、政治宣傳和歪曲造假。能舉例說明這一點嗎?

馬修·德安科納:在水門事件中,尼克松總統說了謊。謊言被識破,他被人們反對,最終不得不辭職。在去年美國選舉前的造勢運動中,特朗普說了很多謊,比如關於墨西哥、關於穆斯林的。在當總統後,他甚至在出席他就職典禮的人數問題上也說了謊——總統公開地、沒有任何羞恥感地說謊。他這樣做,支持他的人還會繼續支持他。這就很匪夷所思。這意味著,對競選而言,“說實話”不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在英國脫歐公投的過程中,公眾也不在乎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謊言。這樣的狀況是從未發生過的,這也是謊言和後真相的區別。


谷雨故事: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應該如何理解人們訴諸後真相的情感?

馬修·德安科納:首先,全球化、人口流動、氣候變化和恐怖主義等因素,都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會感到恐懼,甚至憤怒。很多情況下,他們對政客、官員頗為不滿,所以會有充滿情緒化的回應。

其次,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和10年前明顯不同了。互聯網、Facebook、Google等新技術,在某種程度上把人們聚到一起——新技術打破了空間障礙,讓人們更容易進行聯系和交談。但同時,新技術也導致人們只與“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種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聚在一起,自由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聚在一起,左派和左派聚在一起。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是一種共同的情感。

作為數字部落的成員,人們失去了彼此辯論的機會。要知道,維持社會正常運轉,需要不斷質疑、核查和問責的制度。如果人們只停留在各自的數字泡沫中,就很容易情緒化。在英國脫歐公投時,這種情緒化隨處可見,到處充斥著仇外心理、本土主義,甚至還有種族主義,移民問題成為決定很多人投什麽票的重要因素。


谷雨故事:據你觀察,特朗普的言論和行事風格是智囊團有意包裝的嗎?特朗普現象是偶然還是必然?

馬修·德安科納:我認為特朗普就是他自己的公關團隊。特朗普之前的每位總統都被工作人員圍得團團轉,以確保他們說的每句話都深思熟慮過。即便是奧巴馬這樣一個非常雄辯、非常聰明的人,也有一群顧問,這些人會為他的講話稿把關。

特朗普不這樣。特朗普早上5點起床,起來就發Twitter,內容從亞馬遜到電視節目《周六夜現場》。所有關於媒體管理、媒體關系的規則都不適用於他。最近他原定在特朗普大廈就美國基礎建設問題發表講話,但他轉而對夏洛茨維爾發生的暴力事件進行評價,並認為在這件事情上,雙方都有責任:“新納粹”可能做得不對,但抗議者呢?特朗普不是被誰“控制”的,他說的是他想說的,盡管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

特朗普並不傻。他想當總統很久了,至少有20年。2016年,他意識到發揮自己才能——激發民憤、忽悠大眾——的時機到了。特朗普最擅長做什麽?他曾經是電視真人秀中的角色,是庸俗的炫耀者。這意味著什麽?他懂得如何調節氣氛。2016年,人們感到非常不安、憤怒,而特朗普所能提供的、他所發揮的“才能”,和這一時局正好契合。

我不認為他的這些方式在以往的選舉中會奏效。特朗普當選並非導致後真相的原因,他的當選本身就是後真相的一部分。


谷雨故事:以特朗普和支持脫歐的造勢運動為例,你是否認為事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傳達的信息能起到的作用,比如情感共鳴?

馬修·德安科納:在任何時候,事實都非常重要。但我認為,只傳達事實是不夠的。如果你面對的是說謊的人,你不能只說“你說2+2=5,實際上等於4”。你也必須用一種能觸動人們情感的方式進行回擊。

以去年的英國脫歐公投為例。留歐派向公眾展示了大量的統計數據:一旦脫歐,英國將失去95萬個工作機會,人們每周的平均工資將下降38英鎊,每個家庭每年要多支付350英鎊以購買生活品,歐盟在英國的6600萬英鎊投資將面臨風險……這些冰冷的數據令人難以消化——數字無法和人對話。

那些脫歐的擁護者呢?他們懂得情感共鳴的重要性。他們用了簡單明確的口號,用了講故事的方式。支持英國脫歐的造勢運動主管多米尼克·卡明斯當時指出,要把脫歐的原因表達清楚,特別要針對公眾的特殊不滿來表達。他們當時的口號“拿回控制權”就被證明是有效的。

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
如果想和謊言對抗,就必須在人們的價值觀和內心信仰方面做文章,必須以能打動人們心靈和思想的方式來傳達事實。過去傑出的演講都是如此。


谷雨故事:那媒體在後真相中的責任呢?現在的新聞報道是否已經不能滿足公眾的需求了?

馬修·德安科納:是這樣的。為了打擊謊言,新聞報道者也必須學會同人們的內心和思想對話,信息把關者也要意識到這一點。只呈現事實是不夠的,必須以公眾能理解的方式呈現事實,並且盡量影響他們的情緒。

“我們必須比前人更警覺”


谷雨故事:具體而言,後真相會有哪些危害?

馬修·德安科納:如果數字技術是硬件,後真相就是一個強大的軟件。隨著世界的碎片化和復雜化,陰謀論、偽科學、否認大屠殺的信息,在網上普遍蔓延。

後真相如何影響社會民主?它影響我們對政治家的判斷,影響我們選出一個負責任的政客。人們需要質疑政客的言論,而不是感情用事。在西方,人們常犯的錯誤是認為“民主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實際上並非如此。現在,寫信向議員抱怨道路上的坑窪,抱怨街角坍塌的學校,質疑為何關掉醫院的某個部門的人越來越少。這些都是後真相時代的特點。


谷雨故事:你在書中提到了“谷歌大學”,人們依靠網絡信息做判斷,但網絡信息會產生很多誤導。如何避免人們繼續接受錯誤信息?

馬修·德安科納: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人們對谷歌等機構搜索信息的方式知之甚少。如果往谷歌裏輸入幾個單詞,很難解釋屏幕上呈現出的搜索結果是按照什麽邏輯排列的。我相信背後有非常復雜的算法,但大多數人對此並不太了解。

舉例來說,如果輸入“大屠殺是真實發生過的嗎”,你會獲得大量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否認大屠殺。這太可怕了!因為大屠殺的幸存者和目擊者越來越少,大屠殺的實物證據在消失,比如含毒劑齊克隆B的頭發就在腐爛。不久之後,下一代人很有可能懷疑大屠殺是否發生過。

在谷歌等數字技術誕生前,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我上學時,大家都看歷史書,看電視裏大屠殺幸存者的采訪,雖然也有人否認大屠殺,但沒人把他的話當真。而現在網上到處是否認大屠殺的信息。

我們必須教孩子以全新的方式對待數字技術。我也覺得谷歌需要更透明。


谷雨故事: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如何辨別真實有效的信息?

馬修·德安科納:必須要有選擇,但不能僅僅選擇你喜歡的東西。必須學會質疑和挑戰,從多個信息源了解某一個事件。遇到不同觀點時,要善於思考為什麽它們會產生。

我們每個人都要成為網絡編輯,或者要有網絡編輯的眼光,隨時思考“這是真的嗎?”“為什麽會這樣?”“有哪些話被扭曲了?”我們必須比前人更警覺。

(本文轉載自騰訊文化,部分內容節選自南方周末《post-truth(後真相):牛津詞典2016年度詞匯》一文,文章有增改。)(騰訊網 201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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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網絡“霸淩”該當何罪?

(按語∶對臺灣九合一選舉慘敗,馬英九們認為是政府對網絡管理不夠(失控)所致,是網絡過於通暢,對國民黨不利的信息“橫行”造成。所以馬政府法務部長羅瑩雪揚言要修法制止網路“集體霸淩”問題。我當時曾撰文指出,馬政府“這個舉動讓人想到對岸中國。因為專制國家才熱衷控制網路,什麼防火墻、實名註冊等, 更用法律手段鉗制人們的言論和思想。┅┅臺灣針對這個問題要立法,絕不應該朝向對岸中國的控制方面,而應借鑒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的法律經驗和做法。”近日 有臺灣藝人據說因不堪網絡流言淩辱而自殺,又導致“羅雪瑩式”的思維冒頭。那麼怎麼看待網絡毀謗等問題,似應借鑒一下新聞和言論自由都相當發達的美國。)

美國在審理網絡誹謗案時,絕不是以控制和懲罰為主,而更多的是堅持言論自由的原則,給言論空間。雖然網絡是新興事物,但美國對網絡誹謗案的審理,基本是延續傳統法律,堅持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原則。我概括總結了一下,它主要體現在四大方面∶

第一,事實和評論區別的原則。

美國在審理誹謗案時,非常註重把“事實指控”和“評論”嚴格區分開來。屬於評論的部分,不管怎樣嚴厲、尖刻,甚至過分,一般都不會被定為誹謗罪。即便使用像壞蛋、婊子、瘋子,傻蛋等詆毀字眼,基本都被列入評論範疇,不作誹謗處理,從而盡量保護言論的自由表達。

例如2009年的著名案例,27歲美國女學生波特(Rosemary Port)在其谷歌“個人博客”匿名抨擊加拿大模特科恩(Liskula Cohen)是“紐約市的婊子”,“有精神病、撒謊、爛貨一個”。科恩控告波特誹謗。紐約州最高法院裁決谷歌公布這個匿名博客的真實姓名,但沒有裁定波特 “誹謗罪”。

對於波特使用“婊子”“爛貨”“精神病”等用語,是不是就等於“誹謗”,在網上有相當爭議。有網民認為,這不應該被視為法律意義上的“誹謗”。因為如果把誹謗定義得非常狹窄的話,那麼以後大家在網上也不敢隨便罵別人是“asshole”(蠢蛋)了。

“婊子”“爛貨”等詞,當然屬人身攻擊用語,但它和指控別人“偷東西、殺人、強奸”等有實際內容的誹謗完全不一樣;它是抽像的人格貶損、斥責。這裏有一個抽像和具體的區別。
對法庭裁決谷歌公布她的姓名,波特不服,要把這個案子打到美國最高法院,並堅持向谷歌索賠1500萬美元。但迄今尚未聽到最高法院受理此案的消息。

紐約最高法院的這項判決確立了兩項原則∶對網絡的激烈攻擊言辭等,持相當寬的裁決尺度,不是輕易定“誹謗罪”而影響網絡評論、大眾信息的自由流通。另外,法院可要求谷歌公布匿名博客的真實姓名,強調了言論的責任和透明性。

第二,對普通人和名人區別對待的原則。

美國另一個審理誹謗的著名原則,是對普通人和名人(public figure)及政府官員有不同標準。對普通人,不可隨便誹謗,但是對名人、官員等,對他們打誹謗官司,則設有著名的“三原則”和“一條件”∶

“三原則”是∶

1,當事人必須證明,報道內容失實;

2,當事人的名譽受到實質性損害;

3,對方有事實惡意,即明知不是事實,故意陷害。

顯然這第三條最難證明(事先有誹謗陷害對方的動機的證據),所以名人和政府官員很難打贏誹謗官司。

“一條件”是∶要由原告(即要打誹謗案的政府官員和名人們)“舉證”。很明顯,由哪一方負責“舉證”,就增加了哪一方的負擔。規定由原告舉證,就更使他們有打誹謗案的難度。

為什麼對官員和名人設立這麼嚴苛的標準?對官員,當然是從監督權力者的角度;對名人,因他們是公眾人物,其言行也潛在影響和塑造公共政策,等於是“軟權力者”,所以他們也應受到監督。如果讓他們輕易打贏誹謗官司,會窒息監督的聲音,影響大眾的知情權。

但是,他們名譽受損怎麼辦?大法官認為,因他們是名人,就有機會在媒體上為自己澄清;雖然他們的形像可能還是蒙上陰影,但寧可讓他們付出這個“代價”,也不要使言論自由或公共議題的討論等受損。

什麼樣的人才算“公眾人物”?最高法院沒有給予明確的定義,但前些年一個判例是,一個在幾千人的小鎮中參加社會活動比較活躍的退休警察(名字上過幾次社區報紙),狀告媒體“誹謗”,最後被法院認定他是“公眾人物”而敗訴。

美國最高法院後來又把“三原則”擴大到即使是普通人,卷入處於大眾關註的“公眾事物旋渦”中,狀告誹謗,也要出示這三點證據。

從對名人、官員等設立嚴格標準,到把“三原則”擴展到卷入大眾關註的“公眾事務漩渦”中的普通人,顯示美國的司法更朝向保護更多言論(和批評)的自由流通,而不是輕易定罪。

第三,對嘲諷甚至極端無禮的不劃線原則。

既然不輕易定罪,那麼言論的底線劃在哪裏?尤其對名人和官員的嘲諷、痛斥,甚至辱罵,是不是有個界限?大法官沒有明確定義,但通過案例,仍提供了線索∶

最出名的是1983年基督教布道師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控告《皮條客》(Hustler)雜誌誹謗一案,最高法院的一致裁決精神是保護模仿、嘲弄公眾人物的權利,即使這種嘲弄舉動是“極端無禮的”,甚至給遭到嘲弄的人造成了極大的精神痛苦。

福爾韋爾牧師的控告是相當有“理由”的∶第一,那家雜誌刊出一篇整個是編造的對他本人的采訪,他根本沒有接受過采訪。第二,他在“采訪”中說自己性生活的 “第一次”是喝醉後跟自己的母親。采訪是假的,這個亂倫之說,當然也完全是編造的。福爾韋爾牧師認為,這是對他“蓄意造成精神痛苦”,在地方法院他勝訴, 獲賠15萬美元。

但美國最高法院最後判決福爾韋爾牧師“敗訴”。理由是,這篇“采訪記”是刊登在這本雜誌的喝甜酒的系列廣告中,是一種模仿嘲弄。福爾韋爾牧師提出這家雜 應對這種“極端無禮”的諷刺負責,但最高法院認為“是否極端無禮”,在法律上難以定出可區別的原則標準,怎麼定,都會損害言論和新聞自由,所以不定。

大法官強調,縱觀整個美國歷史,“圖文描述和諷刺性漫畫,在社會和政治辯論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即使發言人的意見冒犯了他人,但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核心價值是“政府在理念市場中必須保持中立。”也就是說,政府不能出面懲罰“言論”,而應保持“思想市場”的開放和自由流通。這個案子在美國影響巨大,後 被拍成電影《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獲得相當好評。

對政治人物和名人的“極端無禮”的批評或嘲諷,最高法院不願“劃線”限制,那麼可以“極端無禮”到什麼程度?在美國的刊物上,曾有過這樣的漫畫,裸體的尼克松總統跟自己的女兒在“做愛”(尼克松父女頭像被移植到赤裸的男女身上)。這不僅是“極端無禮”,而且是“有意侮辱”。

但尼克松沒有去打官司。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從“三原則”角度,他知道打不贏。另外,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就強調過,在有報紙無政府、有政府無報紙之間選擇,他寧可無政府也要有報紙。美國政治人物基本都秉持這種傳統,“進廚房就不怨油煙”,對批評和嘲諷持容忍和認可的態度。

當然,制作發表尼克松父女“做愛”這種畫面是非常粗鄙、不雅,甚至惡俗、流氓氣的,但應該由媒體評論來檢討和批評,而不能用刑法來處罰。

第四,對涉及公眾事務的言論更為放寬的原則。

美國在審理誹謗案時,如果言論涉及“公共關心事務”(matters of public concern),尺度也會放寬。例如2011年3月,美國最高法院就一群教會人員在伊拉克陣亡美軍的葬禮旁舉牌抗議辱罵(這個士兵的同性戀行為),是否 構成誹謗,九名大法官以八比一的懸殊比例裁決,士兵家屬敗訴,教會無罪。主要理由是∶他們牌子上寫的內容涉及公共事務。

雖然他們在人家葬禮之際舉牌辱罵,發表“同性戀該死”等“極端無禮”的言論,但大法官認為,軍中同性戀問題,是公眾話題;不能因他們在葬禮旁的抗議行動令人不快,而用刑法懲罰,窒息公共議題的辯論空間。

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數派)的裁決書中特別強調∶“言論是相當有力量的┅┅像這個案子,給陣亡士兵家屬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 言論自由的原則,“面對這個現實,我們對痛苦的反應不能是懲罰言論者。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保護那些在公眾議題上甚至有傷害性的言論, 來確保對議題的公開辯論不被窒息。”

當然,在普通人之間如果有誹謗(包括網絡),審理的標準有不同,也有被定罪的。但是,從上述這四個方面可以看出,美國立法的基本精神,是盡量保護言論和新聞自由。這也是建國之父們把它列入憲法修正案第一條的原因∶

言論也是個市場,應該讓大眾自由選擇,要相信多數人的鑒別能力,最後一定是優勝劣敗。對錯誤的言論,低級的言論,應該提供更多的信息,來自然淘汰。而不是由法律定罪和禁止,這樣才能更大限度地保護言論自由,而言論和新聞自由是民主的重要根基。(2015-04-24 禁聞網

譴責網絡霸淩·蔡支持洪提告

臺海網(微博)8月16日訊: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遭網友惡意合成猥褻照,並透過不明帳號四處散布,遭洪陣營痛批“這才是真正的網絡霸淩”,不僅報警提告,還呼籲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共同譴責。

蔡英文昨透過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表示,支持當事人(指洪秀柱)採取法律途徑予以遏止,對網友不尊重女性的做法,也予以強烈譴責。

王閔生說,惡質網路文化不見容於文明社會,選民絕不樂見,網絡雖是很好的溝通平臺,但如果濫用並進行人身攻擊與抹黑,既非好的網絡文化,也不是好的政治文化。

洪秀柱昨下午到臺灣護理學會演講,大吐被網絡霸淩的苦水。她也在臉書發文直指,這個社會病了,“你希望孩子生活在怎樣的網絡環境?”洪秀柱呼籲,導正社會風氣、堅持道德之路,讓臺灣的厚道、謙和、良善發揚,讓孩子能免去暴力言語的侵害,才能真正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蔡英文日前回應相關議題時表示,相信臺灣社會有能力不被抹黑的訊息和傳聞影響,呼籲民眾共同面對,讓利用網路散布人身攻擊與不實訊息者,體會到社會對他們的壓力;昨她則透過發言人支持洪秀柱對不尊重女性的作法采取法律途徑。

潘加惠·網上欺凌(Cyber-bullying)

根據《香港網絡大典》之定義:所謂「網上欺凌(Cyber-bullying)」,又稱為「網絡欺凌」、「網路欺凌」或「網絡暴力」,是指以非理性角度、對他人在網路上作出「非白即黑」之批判,通過互聯網和手機等網絡傳播技術,以侮辱性言詞、文字、圖片等形式意圖精神上折磨、威脅、傷害、騷擾、羞辱另一方的集體行為,進而達至「網絡審判」的目的。在香港歷史上,發生最大規模、最明目張膽、最駭人聽聞的「網上欺凌(Cyber-bullying)」的案例,就是香港人通過互聯網和手機等網絡傳播技術,以侮辱性言詞、文字、圖片等形式意圖精神上折磨、威脅、傷害、騷擾、羞辱香港特首的集體行為,進而達至網絡審判的目的。香港人做到了,而且做的非常徹底,香港人的特首成了「網上欺凌」的受害者:「香港特首,敗走網絡」。香港人的「司法獨立」像是一張超大型的平面會議桌,一面是香港的「特首」(政府官員),另一面是香港的「香港人」,兩方面都須受到「司法獨立」的制衡而無一方可以凌駕,這才叫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天,香港人的特首遭受香港人的圍困、圍攻、圍插、圍罵,甚至一言一行的「圍盯」,再加上「網上欺凌」,可以說是立體全方位的「政治迫害」,香港人不把自己的特首當作「人」看!

顧炎武說:「天下興亡,民主有責」,香港人對自己要求很自由,卻抱怨周圍環境條件不好,環境條件不好是父母的責任、是社會的責任、是制度的責任、是背景的責任、是政府的責任……就是自己沒責任。香港人的特首到底對香港人做了甚麼,竟讓香港人如此討厭自己的特首?事實上,香港人的特首在一上任就已被判定為帶有「原罪」而遭受香港人的圍困、圍攻、圍插、圍罵,甚至一言一行的「圍盯」之下,在香港甚麼都做不了,如果說是因為香港特首做了甚麼「得罪」香港人的事或者說了些甚麼「得罪」香港人的話,那麼在事實上香港特首不但不敢得罪(得罪不起),而且在現實環境上也得罪不了(連得罪的政治空間都沒有)。用「政治術語」來說,香港人的特首被香港人自己「架空」了,「架」上了「雲端」之上,只是沒有「掉」下來而已,一旦「掉」下來不但「下台」,而且肯定被香港的野蠻人「剝皮拆骨」、「死無存屍」。說起來,香港人的野蠻文化確實是如此的可怕!孔子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從一場「暴力佔中」可以看見,香港人的野蠻文化不止「惡之」(討厭之)這麼簡單,而是讓人感到心寒的「膽戰心驚」。

不說不知道,原來香港人的特首在香港成了「政治難民」,走進「中央政府」進行了短暫的政治避難!一場非法的「暴力佔中」過後,你死我活的政治對峙相對消散,香港的政治環境相對寬鬆,香港人的特首是時候走出「中央政府」的政治避難,從新把本來縮回香港的那一隻腳再從新踏進香港,香港人還要再拒絕自己的特首嗎?香港人不要怪自己的特首,要怪就怪香港人自己的無知與膚淺。事實上,香港人的特首沒有違反《香港基本法》,也沒有濫用權力,香港人的特首只是運用了《香港基本法》所賦予的政治空間做了一個「360度大回環」的政治動作。香港人不要自己的特首,香港人「逼」走自己的特首,就像吵了一場大架一樣,人人都在氣頭上,並不是香港人真的不要自己的特首,所以暫時先到「中央政府」那裡避一避,等到人人都氣消了,大家冷靜下來,也許會發現這個香港人的特首其實並不是太差;人總要等到失去之後,才知道對方也有一點好,不是全然不好。再說了,即使香港人不要自己的特首,並不一定表示「中央政府」也一定不要,那也只不過是香港人失去自己的特首而已。

【結語】甚麼叫幼稚?只求別人愛惜你、關心你、照顧你、遷就你,就像讀幼稚園的小孩一樣無理取鬧,這就叫幼稚。幼稚的人,其實沒有長大,如果是這麼一群人或一代人追求民主,不是專制打壓民主,而是幼稚拖垮民主。如果民主被幼稚劫持,民主比專制更可怕。(摘錄自 潘加惠臉書)

蘇德洲‧活在自罵自爽的世界

國陣在砂州選舉大唱豐收後,一些西馬人與東馬人隔著一片海在互罵,叫罵內容甚至不堪入耳。是誰的支持者先挑起這一場戰火,“唔使問阿貴”,這早已是很明顯的,當時就連反對黨如行動黨一些大小領袖在事後也在互聯網暗諷或形容砂州人民還未睡醒(行動黨黨員於選前也在臉書發帖叫公正黨去死);就連在選舉中有份投給反對黨候選人一票的砂州人,也一併被拉下水。

不否認,在這場叫罵中也正好反映出,其實我們要爭取更民主自由的國家與社會,的確是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之所以這麼說,無非是當我們人人都強調人權,渴望自由和公平,甚至再三強調尊重民主,但在砂州選舉後所掀起的叫罵聲中,基本的民主和自由的定義早已被模糊。在每一次的大選、補選或州選舉後,只要反對黨吃了敗仗,不論是支持者或領袖都會詛咒、辱罵和羞辱他人,甚至指國陣以錢收買選票,譴責這是一場不公平、不公正的選舉,卻從不檢討自己。

相反地,反對黨在檳城、丹州和雪州贏得政權後,態度就會360度轉變,表態這是一個公正的選舉,這是人民尋求改變的結果。反對黨總是自相矛盾,不願接受慘敗事實。每個人都有自主權和民主權,然而當票選結果不利於自己所鍾愛的政黨,就辱罵或怪罪他人,這不是民主,這是在“綁架”他人的民主與自由思維、民意與決定,是一種蠻不講理的傲慢行為。

民主和投票一事並不是跟大隊才是正確的,誰人都不能“綁架”他人的立場。因此,倘若我們做不到最基本的尊重他人的民主權利,就別休想再談人權、自由與公平了。說到咒罵,反對黨領袖“名列前茅”,行動黨領袖表現最“傑出”,這也顯示出行動黨剩下的策略就只有叫罵,再沒有更好的策略了。

倘若咒罵他人、污辱人以及踐踏他人可以改變世界,以行動黨這十年來咒罵他人的表現,布城早已是反對黨的天下,而不是到今天都還變不了天。咒罵不會讓大馬一瞬間變天,反而只會罵走更多選票,嚇走更多游離選民,因為當你不懂尊重民主權利,就別休想他人也會尊重你。

搞粗口文化、搞民粹和搞種族主義的政黨對黨本身就是一種致命傷,也是早已過時的爛招數,如果這些政黨還不醒覺,注定永遠失敗,同時只能繼續活在自罵自爽的世界中,找到安慰與快感。(2016-05-13 收藏自星洲日報)

臉書上的"網路蝗蟲"

朋友加入某社團,協助上網做理念與活動推廣,每一回都遇到敵對組織的支持者在網上搞破壞。他對這些“網上蝗蟲”很頭痛。

他們看來人數很多,其實也就是那麼幾個人,每個人都化身開了幾個臉書、推特等戶頭。朋友每次一發布消息,這些人便圍上來冷嘲熱諷,甚至辱罵挑釁。

“蝗蟲”一看見你的博文,會發手機短訊給其他“戰友”,邀他們加入戰圍。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在那一刻都有空找咂。所以,他們會以幾個化身戶頭來吵。同一句話,用不同的方法說出來,一則接一則(其實也就是一句、三兩句話不斷在回音)。

這麼一來,他們便在臉書的回饋欄占據了很大篇幅,“聲勢浩大”,“占上鋒”。盡管如此,對方很大部分的言論不僅不堪入目,而且都是灌水的東西,沒多少值得閱讀的內容。

最嚴重的是,他們的成員好像都散布在各地,對於該組織的在地問題,如果不是一知半解,根本就是一片空白、無理取鬧。

我說,既然如此,不理他們就是了。

他回答說,不能啊,我們服務的對象以年輕人為主,年輕人很多時候都在網絡世界瀏覽,特別是臉書圈子。

我們固然可以不在自己的臉書上和這些家夥打交道,可是很多時候,因為某些臉書網友“like”你的東西,你的東西便出現在他的臉書頁面上,一讓這些“蝗蟲”看見,他們便來“圍剿”你。

(Photo Appreciation: iTrapped by Ryan Pendleton, http://www.ryanpendletonphotography.com/#/0)

現在因為移動設置如智慧手機、平板電腦很普遍,他們的同路人可以很快的便從各處湧出來,制造各種“網上噪音”、“網上垃圾”騷擾你。

很多網友都是不明究理的,看你讓人罵得如此“夠力”,你大概真的是“該死”。面對這些“紅衛兵式”的暴力,真的好像只有惡人才能當道了,真讓人煩透。

不答復他們也不行,不答復等於默認。

這使我想到,網上也有那麼些所謂的政辯,一個課題辯論下來,往往形成兩個極端化的陣營,結果誰也沒有說服誰,反而讓很多中立者生厭而他去,不再理會。

當然有素質的辯論還是受歡迎的;可是當對方是一群“蝗蟲”時,高素質的辯論如何產生?(2012年7月1日 撰)

媒體是“答案”的一部分嗎?

時代在變化中,我們對媒體的期望
仍然保留在百年前的Informed Choice
以為傳媒作為立法、執法與行政之外的
“第四權”,能負責任地提供反映真相的
資訊,讓我們在“知情”的情況下作出
“明智的選擇”;豈知在與新媒體搏鬥求存中
傳統(印刷與電波)傳媒已逐漸
在“中立”的名義下遠離真相
成為癱瘓固有體制的武器(weaponized)
“有批評才有進步”變形為“報憂不報喜”
偶爾的“好人好事”也只是大餐後的甜點
在“問題”數也數不完的死局中
有可能讓傳媒成為“答案”的一部分嗎?

對“解困新聞學”的寄望

對日趨猖獗的“後真相世界”,“解困新聞學”應寄望為社會帶來哪方面的長遠影響?

第一,讓社區注意更有效的解決方法策略。

第二,消除負責單位不履行職責的理由。

第三,令公眾知悉能夠帶來轉變的新想法。

第四,促進社區之間的對話以求改變政策。

第五,推動社會重新設定“固有政策”。

(黃永等著《解困新聞學——後真相現代的答案》,219—221頁)


後真相年代:為了“下一代”

有些口號像咒語
一喊出來就叫人喪失理智
例如“為了下一代”

孰不知有的政治人物
心中的“下一代”
是他們自己的“官二代”或“政二代”
是延續他們既得利益的接班人

有些政治人物一旦輸掉選舉
所輸掉的,不只是一個“天下”而已
而是三代“家底”都被抄出來的尊嚴
與“歷史地位”


註 1:一般人只看“現象”;我卻有興趣觀察可能的“真相”。現代精神可貴,就是不受人所惑,不管受那個黨派所誤導,都不是進步社會的好現象。

註 2:“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 除了適合形容國家、黨派與企業,也很適合形容有的政治人物的自大狂(Ego)。

註 3: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總能在手機上,看見自己自己喜歡看的事物

註 4:“後真相”是什麼?我的詮釋,一切真相“後來”、“以後”再講吧;此刻,就是哥/姐要開心,要發洩。從文學角度,這種“縱慾”、“宣洩”的心理狀態,值得觀察。我們可能遇上一個很好的後現代素材。

註 5:說起某些家族的“政二代”、“官二代”,想起一個故事來,相信很多人小時候都聽過 — 話說從前有個年輕人因重罪而被判死刑,臨行刑他要求他母親湊到他面前,說他有個秘密要對母親秘密耳語幾句。當他母親把耳朵挨到他嘴邊時,豈知他狠狠地把母親的耳朵咬下,驚慌失措手按血耳的母親萬分不明白地問他:“你怎麼可以這麼對待你的母親?”他充滿仇恨地對他母親說:“在我小時候,當我買東西,人家算錯錢,找多了零錢給我,你為何稱讚我夠聰明,撿了便宜,而不是責備我不老實?當我偷了人家的東西被抓,你為何叫我說人家孩子的功課沒我好,所以妒忌我而栽贓於我?當我弄大人家女兒的肚子不認賬,我學會了指責人家人皆可夫,誰知道孩子是不是我的;每一次犯錯後,我學會了把罪名推給別人,越來越精明;只是老天為何沒眼,這回讓我栽得這麼慘,都怪妳從小把我教養成自以為是天縱英才,所向無敵!”

後真相年代:為了“下一代”

有些口號像咒語
一喊出來就叫人喪失理智
例如“為了下一代”

孰不知有的政治人物
心中的“下一代”
是他們自己的“官二代”或“政二代”
是延續他們既得利益的接班人

有些政治人物一旦輸掉選舉
所輸掉的,不只是一個“天下”而已
而是三代“家底”都被抄出來的尊嚴
與“歷史地位”


註 1:一般人只看“現象”;我卻有興趣觀察可能的“真相”。現代精神可貴,就是不受人所惑,不管受那個黨派所誤導,都不是進步社會的好現象。

註 2:“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 除了適合形容國家、黨派與企業,也很適合形容有的政治人物的自大狂(Ego)。

註 3: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總能在手機上,看見自己自己喜歡看的事物

註 4:“後真相”是什麼?我的詮釋,一切真相“後來”、“以後”再講吧;此刻,就是哥/姐要開心,要發洩。從文學角度,這種“縱慾”、“宣洩”的心理狀態,值得觀察。我們可能遇上一個很好的後現代素材。

註 5:說起某些家族的“政二代”、“官二代”,想起一個故事來,相信很多人小時候都聽過 — 話說從前有個年輕人因重罪而被判死刑,臨行刑他要求他母親湊到他面前,說他有個秘密要對母親秘密耳語幾句。當他母親把耳朵挨到他嘴邊時,豈知他狠狠地把母親的耳朵咬下,驚慌失措手按血耳的母親萬分不明白地問他:“你怎麼可以這麼對待你的母親?”他充滿仇恨地對他母親說:“在我小時候,當我買東西,人家算錯錢,找多了零錢給我,你為何稱讚我夠聰明,撿了便宜,而不是責備我不老實?當我偷了人家的東西被抓,你為何叫我說人家孩子的功課沒我好,所以妒忌我而栽贓於我?當我弄大人家女兒的肚子不認賬,我學會了指責人家人皆可夫,誰知道孩子是不是我的;每一次犯錯後,我學會了把罪名推給別人,越來越精明;只是老天為何沒眼,這回讓我栽得這麼慘,都怪妳從小把我教養成自以為是天縱英才,所向無敵!”

註 6:在政治圈內部,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過得了關,不用關。”過什麼關?看能中選不能中選,中選了就不用關進監牢了。所以,許多時候大選只是幫助有些候選人解決他們(或他們下二代)的問題而已,別期望他們來幫忙解決人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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