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在一個叫《課本內容有偏差，導致教育發展失衡》歷史座談會上，曾參與撰寫歷史教科書的歷史學者蘭吉星點出我國的歷史教科書敘述視角偏重於馬來族群和伊斯蘭文化，而非馬來民族在建國史的位置則被淡化，導致國家的歷史敘述有失完整和準確。這樣的爭議不是一朝一日蹦跳出來的。伴隨著政黨輪替，在相對比較開放的環境下，嚴重爭議才剛好浮現。

這個節骨點正好讓馬來西亞人重新思考，我們到底該以什麽角度編寫歷史敘述。值得歷史研究和文本編寫者思考的一個切入點也許是由下至上歷史觀敘述歷史。這也正好可以為各民族的歷史提供一個方案。

筆者認為不但非土著的歷史被淡化，反之，就連大馬的馬來文明的歷史觀部分，關於解構和重構的歷史觀也同樣付之闕如。我們的歷史課本和詮釋歷史過於強調所謂的考證和數據，並且認為這是理性的編寫歷史的作法。這裏不是要否認證據的重要性，只是所謂的“證據”必須有著更加廣義的詮釋。所謂的考古文物不足夠去探討口述傳統為歷史事實。例如，馬來群島文明有著豐富的詩和歌謠的傳統。其實詩歌和故事的詩意裏頭嵌入了一個社會群體的集體記憶和價值觀，文明的印跡和證據再清楚不過。

詮釋馬來文明, 其實還有一個值得借鑒的歷史觀。年鑒學派 (The Annales School) 歷史觀專注於經濟，地理，文化和社會制度如何在長時間 （longue duree）的框架影響文明史的變化與產生進行歷史敘述。 如果把年鑒學派的歷史敘述安置於我國的歷史上，我們就可以發現， 馬來文明史可以從海運國和海洋文化的角度審視：例如，古代臺灣島附近的琉球王國與馬六甲王國其實都是海上貿易的集結點之一。這些海運國的文化交流，貿易都是盤繞交錯的。海上貿易史裏頭的交通貿易關係其實是無法被分開和切割的。偏偏馬來西亞正好缺少這樣的史學框架和敘述。

同樣的，大馬半島個別族群部分人士目前還在爭辯誰最先開發吉隆坡的內耗論戰。或許我們得把甲必丹葉亞萊和馬來群島的曼代林人的首領蘇丹蒲阿薩 （Sutan Puasa）在半殖民半封建經濟制度，如何開發吉隆坡為歷史詮釋和敘述書寫歷史。結果馬來半島19世紀馬來封建統治精英，英殖民政府，和華人秘密結社的經濟結合體由此而生。

除了歷史觀，對歷史進行去殖民化 （decolonization）也是我國務必思考的重要事項。作為一個曾經被歐洲數國殖民的馬來西亞，我們也必須剔除殖民主義。例如，以檳榔嶼 （檳城）歷史為例子，有證據說明，萊特船長的歷史表征，其實不切實際的被放大。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獨立建國初期， 固有關於萊特船長的英文書信保留相對完好，這些書信被理所當然的接納，系統的成為歷史書寫的一部分。於此有關的是, 萊特船長的爪夷文手稿目前在如火如荼的被理科大學的拿督阿末慕勒馬力肯教授積極研究中。

直到今天，長期熏陶於教育和官方的歷史詮釋，自然而然一些人就理所當然的接納檳城作為一個和萊特船長牢牢綁在一起的州屬。而我們在歷史敘述中遺忘掉的事情是檳城的歷史起源於吉打王國的一部分。所以， 歷史的書寫和保存檔案與舊文獻其實是權力的表現。另外，現在的歷史讀本必須謹慎處理太過馬來“西”亞的觀點。東馬的歷史元素也應該得到重視。

史觀對歷史去殖民化的部分相當重要，但不是全部殖民現代化（Colonial Modernization）都是帶上負面色彩。宗主國在十九世紀末就有了開辟瑞天咸港 (巴生港) 的念頭。 至今我國的深水碼頭和船運可以說是百年大業。依據目前世界航運理事會的記載，我國在世界50大深水碼頭的排名為第11名。

保守勢力在網上對教育部設立的歷史課本編委會的成立，進行了類似保守和帶有極端民族主義色彩的反撲。這種保守的論述也延伸至抨擊獨中歷史課本的內容。 並且認為獨中的歷史不夠 “馬來西亞”，而且過於偏重於東亞歷史。

令人疑惑而質疑的是，保守分子可曾讀過獨中的課本? 或保守分子耍嘴皮子指責獨中課本不符國情的背後真正的目的其實是要撈取自身保守政治資本的論述而已。置身於這種情況, 掌握某種史學觀方能抵擋保守分子極端民族主義論述。當然各方（這也包括保守分子）應該好好讀通獨中的歷史課本, 再作討論，互相對話。

生活於多元族群和多元宗教社會，我們寄望熟悉歷史的智庫分析員，公共知識分子，跨政府文教部打先鋒，翻譯國語英文副本帶到討論圓桌以便不斷的對話。至關重要的是，抵抗保守分子惡言標簽專業人士和歷史愛好者為歷史修正主義者或刪改者的最好方式，便是以歷史觀認識馬來西亞歷史。（文章來源 ： 星洲日報 2019-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