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支那”到“中華”

在全球移民史起伏跌宕、波瀾壯闊的敘述中，這是一個與祖（籍）國有著空前緊密關系的群體：從遠赴重洋討生活到烽煙歲月裏傾囊資助祖國抗戰，從沖破阻撓返回祖國效力新政權參加建設到改革開放後大量回流，華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演繹了一幕幕大劇。

風雨飄搖下南洋

2014年3月，在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洛簽署的2014年第12號總統決定書中，“支那”一詞被正式改稱為“中華”。這對於分布在世界各地特別是東南亞各國的上千萬中國族裔而言，是一個特殊的消息。

2013年，一部有關上世紀60年代東南亞國家反華事件的紀錄片《我是殺人魔王》，成功入圍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影片入圍的背後，撕開的是東南亞華僑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頁：1965年的印度尼西亞，大量華人死於當局發動的大清洗。

1958年底，蘇加諾出任印尼總統，以陸軍參謀長納蘇蒂安等為首的親美勢力掌控內閣。很快，有損華僑利益的名為“掃除殖民經濟殘余”的經濟政策出臺。此後，作為一系列類似政策中的一個，1966年印尼議會通過法令，禁止稱中國人為TiongKok或者Tionghoa，要稱Cina，也就是所謂“支那”。

事實上，自1958年開始，印尼各地就出現了武力逼迫華僑遷移的事件，最終促發兩國的外交沖突。1960年1月20日，中國先後租用十多艘客輪到印尼各港口接運華僑回國，拉開了大撤僑的序幕。

1960年2月2日，印尼邦戛發生大火，華僑的房屋店鋪多被燒毀。生活無著的當地華僑向印尼當局遞交了請願書：政府的政策法令和這場火災使其無法繼續居留，只有回中國一途，要求印尼政府保證他們安全離境，回到中國。隨後在中國駐印尼總領館的安排下，他們被用小船送到停泊在印尼外海的中國接僑船。這就是“新中國第一次大撤僑”，最終有6萬多人回到中國。

國務院發布“在廣州、汕頭、湛江、海口等地的港口，設立接待華僑的機構”等指示。中國政府決定，“在廣東、雲南、福建、廣西擴建和新建國營華僑農場，集中地大量安置歸僑，發揮他們的特長，種植熱帶亞熱帶經濟作物……回國的華僑學生和具有培養條件的社會青年，分送各學校學習。一些年老無親人依靠的歸僑，則安置在歸國華僑養老院”。

在中國遷移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風雨下南洋，在經歷了一段極為慘烈的歷史後，終於畫上了一個分號。

中國歷代王朝的末年，大多有不堪戰亂的百姓和權力失落的貴族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系，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的主要遷徙地和避難所。

華人向東南亞發展自唐朝始，沿海居民出海捕魚，行至東南亞諸島。至南宋鼓勵海外貿易，沿海居民競相到海外發展。

清康熙年間，朝廷曾詔令華僑限期歸國，但彼時南洋正處於加速開發時期，勞動力需求量非常大，這對於中國國內流離失所、喪失土地的無業流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鹹曾言，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而據統計，1864年到1948年的84年中，從海外至中國的僑匯折合共約35.1億美元。

這些在海外的中國人，於清末革命時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國務院僑務辦原副主任、第四屆中國僑聯主席莊炎林的父親莊希泉，正是這場革命的實際參與者。

武昌起義之後，莊希泉被革命軍政府派往南洋向華僑商界勸募，他很快見到了新加坡華僑商會董事長陳嘉庚。陳嘉庚一直贊助革命，他曾在新加坡見到自美國回國的孫中山，得知孫中山為節省開支竟乘坐二等艙，認為不能降低威儀，於是相贈一萬元作旅費。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陳嘉庚又匯去5萬元大洋。

莊希泉抵達之前，陳嘉庚已發動當地華僑為福建軍政府匯去數十萬元。聽了莊希泉的募餉計劃，由陳嘉庚出面聚集，僑商捐援匯滬銀24萬余兩。

在新加坡，經南洋同盟會總部部長黃金慶介紹，莊希泉加入了同盟會。

同仇敵愾禦外辱

孫中山曾稱“華僑是革命之母”。彼時，大量海外華僑回國投資興辦實業，更有大量華僑針對袁世凱篡權組織了“華僑敢死先鋒隊”，回國參加反袁作戰。

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軍東南亞，當地一些華人家族中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每房都帶走三四個人回老家，為的是“留種”。

抗戰期間，以新加坡僑領陳嘉庚為首的海外華僑，再次捐獻大批資金、藥品支援抗日前線。大批海外華僑以“南洋機工、華僑飛行隊”等形式，直接投入到中國抗戰洪流中。

新加坡華僑組織義勇軍，抵抗日軍在新加坡登陸，最終堅持11個晝夜。日軍占領新加坡後，對所有18至50歲的男性華人軍民進行“大檢證”，其實是一場滅絕人性的殘殺。

1941年12月8日，日軍入侵馬來亞，12萬英軍在3萬日軍的攻擊下投降。

印尼歸僑郭億器提供的信息顯示，1942年，日軍在印尼蘇門答臘島登陸，一群華僑誌士成立了兩個秘密抗日組織：蘇島華僑抗敵協會、蘇島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此後，兩個組織合為蘇島抗日反法西斯總同盟，領導當地華僑抗日活動。

抗戰軍興，莊希泉一家人也沒能躲過歷史洪流。早在1930年，莊希泉就前往菲律賓，在海外華僑中開展反蔣抗日工作。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海外部計劃與英方組織一個“中國留印海員戰時工作隊”，南洋華僑林謀盛和莊希泉之弟莊惠泉受派參加組訓工作。莊炎林稱，“此後，中英兩國合作成立‘一三六部隊’，中方負責為其輸送優秀華僑青年”。

1943年，林謀盛與莊惠泉同時被委任為中英美盟國組織的“收復馬來亞區”的正副區長，授盟軍上校軍銜。臨行前，兩人又對換保存遺囑，無論誰有不測，生還者須照顧殉難者妻兒。

抗戰期間，莊希泉胞弟莊朝開的財產被日軍劫掠一空，在貧病中離世；胞弟莊朝榮、堂弟莊朝瑞因參加抗日，受盡日軍酷刑；排行十六的胞弟莊朝松在新加坡淪陷後，參加遊擊抗日，被日軍逮捕後，於抗戰勝利前夕被絞死。

林謀盛奉命潛入馬來亞後被捕，於1944年6月被殺。日本投降後，莊惠泉前往馬來亞，尋覓到林謀盛的骸骨，予以隆重安葬。

“我要回中國了”

1949年，華僑又回來了。彼時中共發出了籌辦新政協的信息。在香港，負責聯絡華僑、開展統戰工作的中共香港分局工委書記饒彰風對莊希泉說，“中央打算請嘉庚先生來做新政協的華僑首席代表”。

與陳嘉庚私人情誼甚佳的莊希泉被新政權派做特使，前往新加坡“面邀嘉庚先生北上”。莊炎林後來聽說，是周恩來親自點將。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成立（以下簡稱“中僑委”），何香凝被任命為華僑委員會主任委員，莊希泉等為副主任委員。1978年12月，莊希泉出任全國僑聯主席，並於1982年經中共中央書記處特批入黨。時年95歲的莊希泉成為中共歷史上年齡最大的新黨員。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僑居國政府推行排華政策，大量華人、華僑被迫返回中國。如1954年菲律賓制定新政策，禁止華僑開辦新的零售商業，老僑退休或死亡後，後代沒有繼承權——20萬在菲華僑生路受到威脅，相當多的人選擇回國。

為安排難僑，中僑委於1951年8月增設生產救濟司，莊希泉任司長，後又兼任難僑處理委員會主任。

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中僑委在北京和各大僑鄉開辦了幾十個華僑農場，對歸國的華僑和難僑分別進行妥善安排。到1956年上半年，超過20萬的歸僑、難僑被安置。

根據中央統一安排，回國華僑首先進入各地華文補習學校學習，然後再分配工作。

亦有一些力量做了工作，“十幾歲的學生，在我們華校老師的感召下，覺得應該回到祖國。”從印尼回來的朱添華回憶說，自己當時就是“十幾歲的學生”。

在移民廳按了七八十個指紋後，朱添華被印尼當局收走了出生證。“要我們宣誓，走了以後，放棄印尼護照。”於是朱添華宣誓，永遠不再回印尼。

臨走之際，他才告訴父母，“我要回中國了”。面對驚愕的雙親，朱添華慰藉道，“家裏孩子多，就當把我送給祖國了吧”。

1951年6月21日，朱添華與學生們一起上船。大約一周的海上歸程後，他們聽見了碼頭上震天的鑼鼓聲。

中共新政權成立後，印尼華僑子弟陶金漢想回國讀書，但他的姐夫對陶父說，孩子回去該去朝鮮戰場了。被拒絕後，陶金漢回憶說，自己“悶悶不樂，像著了魔一樣”。

1952年，父親松口，臨走前把陶金漢和姐姐叫到一起說，“你們回去看看，如果家裏好，我也得回去了”。

1979年，78歲的陶父回到中國，與兒子一起生活9年後，安然離世。陶金漢在華僑公墓為一家人選了一塊三層墓地，“我爺爺的，我爸的，我們的”。

幾番歸來話滄桑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在《共同綱領》和第一部憲法中都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應盡力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

與此同時，大量海外華僑紛紛趕回中國，希望報效國家。廣為人知的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的歸國故事，即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熱忱。

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後來追訪的泰國歸僑尹禮虎曾回憶道，當年他們的船駛進中國港口時，船上的一位老師指揮大家唱起《歌唱祖國》。回來後，“僑務局給我們作形勢報告，平時看的是蘇聯影片，還參觀土地改革成果展覽。以後就送我們到補習班，大一點的就送到技術學校培訓，年齡小的安排到學校，費用全部是國家承擔”。

當初中國政府為經濟困難的歸僑發放助學金，每年寒暑假都組織僑生冬令營或夏令營。新加坡歸僑卓炳芳後來曾回憶，“我們這些遠離親人的僑生，深感社會主義祖國大家庭的溫暖”。

針對東南亞一些國家發生的排華事件，中國政府在提出嚴重抗議和交涉的同時，開始反思僑務政策。1951年，周恩來指出：“我們願意勉勵華僑尊重一切僑居國政府的法律和社會習慣。”他指示中僑委著手研究華僑的國籍問題。

莊希泉擔綱的中僑委政策研究司提出，應該改變以往雙重國籍的政策，在歡迎廣大華僑歸國參加建設的同時，也鼓勵華僑根據自願原則加入僑居國的國籍，或保留中國國籍。

20世紀50年代，中國政府先後與印度尼西亞等國簽訂了《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

相關統計數據顯示，1949年之後的5年內，中國政府共計接收歸僑17.8萬多人。

至60年代後期，中國國內形勢惡化，“海外關系”也成了僑生身上沈重的包袱。

到改革開放大幕開啟前後，中國政府對華僑寄予厚望。1977年鄧小平指出：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系，“我們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他們希望中國興旺發達。”“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

1984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說，“3000萬華僑華人是了不起的力量”。兩年後，鄧小平繼續鼓勵“海外的華僑、華人都回來走走，一是了解我們的國家，二是看看有什麽事情可以參與，可以盡力”。華僑，又開始幫助中國了。

上世紀90年代，相關部門統計，歸國華僑達到了100余萬人。及至2003年，據中國僑聯的統計數據，國內仍有新老歸僑超過100萬人。【《瞭望東方周刊》第13期】